《古建州内陆港史话》之

第六篇商帮

商帮是成型于商品经济发展和流通的产物。古建瓯商帮极其离不开和依托于闽江上游的一条大支流“黄金水道”建溪河。其货物、商品的集散与沿河各个水运码头、集市一起共生存共发展。建商，作为闽商当中的一支分支，在建瓯这块具有古老文化的土地上，纵横驰骋了近两千年，不仅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商品，还为福州等地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材料物资，更创立和谨守诚实守信、忠贞敬业、坚忍不拔、刻苦耐劳、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积德行善、扶危济困的建商文化品德。且成为精神财富和传承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第一节商帮百业

当你踏进建瓯，一定就很快耳闻所见这是一个极有历史积淀的城市。多个世纪以来曾是郡、州、府、路、道治所和闽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一处山区重镇，与浙、赣两省毗邻。其在闽北县市当中的水陆交通都较邻县更为方便一些。境内有建溪、松溪和崇阳溪，建溪与南平闽江连贯，松溪通往浙江至庆元，崇阳溪北接浦城再往江西，境内大大小小的叶脉溪流汇集加入大溪，除此还有差不多与溪流并行的一些道路，如此的地理位置就自然形成了邻县、邻省的货物集散地。由于出产的农副产品十分丰饶，农、林业在全省首屈一指。木材、笋干、大米、茶叶等物资流通量极大，此外还有香菇、莲子、泽泻、松脂、生漆、油茶籽、油桐子、板栗等土产山货，以及家畜家禽，种类数量繁多。当几次的战乱平息下来之后，各行百业便逐步兴盛，商业相当发达，早在宋代就已形成谷货丝茶市场雏形。元代初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也曾记载提到建瓯“居民经营广泛的商业，并向外输出大量的生姜和高良姜。生丝、绸缎、棉布行销全国各地。”至明代，农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清代，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福州、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西方资本涌入，英商、德商、日商接踵而至，从客观上刺激了商品经济发展，清政府不得不放弃“重农抑商”政策，逐步实行“恤商”重视商务，出现活跃的货栈、牙行等商业经纪人活动。农村形成墟市的有吉阳、东游、南雅、小松等一些集镇。清末，茶叶、泽泻远销香港、东南亚、俄罗斯等地。而杉木、笋干、香菇等土特产品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厦门等地，均享有盛誉。乌龙茶在国际南洋劝业会及巴拿马赛会获金奖。民国初年，苏杭百货、南北京果、海产鱼货、中西药品源源进入建瓯市场。

在最著名又最大的通济码头，一度你能看到河里船只往来，有刷着红漆福州人撑摆的木帆船、也有两头尖尖翘起又瘦窄的江西船，还有穿行于小溪的小木船舢板，彼时被称之为“鸡角仔”、“鸠尾”、“羊角”、“大鼠”、“小鼠”及“十锦标”各类不同舢板、其大小不一的木航船百舸争流。或沿岸急撑，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顺流而下驶往南平福州，有的靠泊停在码头，正待装货卸货。横跨建溪河上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桥，宛如卧波，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麻绳蔑缆挽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邻船上在指点及大声地吆喝着什么。一条紧靠码头的船正在装货中，几个码头工人把装有粮食之类的麻袋扛上船，船仓里有人整仓与码货，时不时船上传出劳动号子声。停泊待发的船舶，只等船老大岸上办完事就上船吃饭开船。另一条船却在卸货，卸下从福州下游逆流运来的整大包食盐、以及一些只有沿海才有的海鲜产品，咸带鱼等。从桥头边上那百年老榕的树枝缝中，可以看到河面船上的桅帆，它们是只能适航于建溪和闽江的较大艘船。载重达7、8吨，有的甚至可达20吨。附近道路街区四通八达。通济门朝金鸡岭的街边有饮食摊和各种杂货摊，两位摊主正争相招呼一位过客。主道两边车水马龙，店铺林立，都围着这风水宝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码头货运栈，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水陆交通会合点。在茶馆前的街道对面有一酒肆，由于不经营早点所以才迟迟撑起招揽的旗幡，酒肆开在码头，生意自然就很兴隆，应接不暇地接待客商和歇脚的搬运工喝上一口，只是还不到吃饭时间客人还未到来而已。堆货场上，货主有的正在清点要发某地的货物，根据发往运货远近，适时安排装卸。有的是把卸下的货物堆码起来，将分批运往某处。客栈与茶馆之间的街道边是打着幡正在卜卦的算命先生，不知他测算的是婚姻、家庭还是其它生意呢。再往街边看去，一家包子扁肉店的人与一位挑担买卖人正谈着事，仿佛是在对话明天是否还来点油盐酱醋之类和结帐之类的话语。

再过去是几家多半靠吃码头生意的牙行货栈，货栈在建瓯人这里常常称为牙行，以靠嘴舌盘算的居间性商业组织，从业人等则称为牙人。属于个体活动的称牙仔。其主要业务是介绍买卖双方直接成交，接受顾客的委托代买、代卖或代运性质以从中收取佣金，这种营生从古时称“邸客”起就历代相沿已久。至民国以后，在习惯上叫牙行、牙栈、货栈或代客行栈。它是商帮运作、达成交易重要模式之一。其规模大些的，备有货仓还替行商堆放保管货物，也有自己兼营起相应的货物商品集散。

在商品活动中，为客货商行代买代卖、采购、经销、运输成龙配套，解决需货方的找不到买主方或买方找不到卖方的困难，从中起着沟通环节的搭桥作用；还为客商联系水路运输及转载业务；代报、代缴税款及运费，甚至接受委托外销。牙行商帮在经营活动中服务极其周到。行商只需把货物运到目的地，就有牙栈为其代办一切手续，这样就加速了商品流通和资金的周转，加快获利。牙栈对大主顾除酒肉招待外，还邀请看戏打牌；经常往来的熟客，即使有时佣金尚不够食宿开支，也照样热情招待，使商客有走亲戚一样的感觉。把“服务至上”、“礼貌待客”作为立业根本招徕顾客。牙栈还对某些易霉商品如香菇、黄花菜、药材之类，都代客烘焙晒干。包装不牢靠的，代其包扎完好。所以那时的牙栈，生意兴隆，宾至如归。佣金虽微，而少取多来，也很可观了。不论哪种行栈，从业人员一般都只有几个人，但都能吃苦耐劳。一批货到时，老板、伙计、学徒甚至记账先生都齐上阵，大家不分彼此什么事都做。老板娘则挑水做饭，开猪牙的还要负责喂食猪饲料。老板不是高高在上的经理，他白天跑腿，晚上结账，从清晨干到深夜。如福州运来的京果、水产、糖类，一落栈就很快卖掉，又换了米、豆、土产运回去。从东溪松、政下来的粮食，每天都有几十艘民船停泊在东门码头。设在东门的八、九家米牙就各显神通，为其脱售来货並帮忙购回头货，如盐、布、京杂之类货品。牙栈老板布置下去，一帮“牙仔”们就到各城门外拦截收购。

牙人对商品商业消息十分灵通。在产销老城区设庄建点，至清末民初，上自浙、赣，下至福州，可以随时用电话报告行情，每五天有一次报行情清单，行栈给客商无偿提供市场信息，使他们的货销得快，损失少，而行栈的利润也随之增多。牙栈讲求信用至上，许多牙栈自己並无多大资本，但只要信用好，就有办法。例如某甲的货一时销不脱，寄存栈里，货卖后的钱其牙栈就可借用几天。某乙货销不脱而又急于用款，牙栈也会移东补西给他垫付一部分，让其先回去，免得逗留外地多无谓开支。所谓“商无信不立”，牙栈尤其如此。他们替双方介绍成交，都以一言为定，从来没有因市价临时涨落就翻口不认账之事。那种弄虚作假、敷衍应付的办法，在古代商场里是吃不开的。做牙的不能“摸耳朵”（即假报数字，暗中赚一笔），那样做法会被大家所不齿而打掉自己的饭碗。

牙行货栈还善于运用银行、钱庄、钱经理以“头寸”（即款项）进行信贷，以汇票形式拨交。有的自己款项暂不动用而客款可以周转使用时，还用卖汇票赚汇费来盈利。牙栈抽取其中的佣金，抗战前为百分之一至二，战时通货膨胀，增至百分之二至三，解放战争阶段物价暴涨，佣金亦涨到百分之三至五。小“牙仔”一般都只抽百分之一。他们为了生存和竞争，招徕顾主，在一般情况下也还能讲究商业信誉。尤其牙栈的服务面广、量大、业专。因其业专，各干各行，行情熟悉，互不侵犯且经营灵活，所以在商业活动中一直担负着沟通桥梁的作用。解放初期，经纪人员继续活动，牙栈生意还很兴盛。如烟叶一项，在贸易公司贷款扶助下，由广丰运来的烟叶，范国华行承包转运20万斤，周文彬行转运10万斤，可见数量还很大。浙江来的皮油、椮油、旺季时每天到货近千箱（每箱30市斤），源源不断。当时是以手板拉运，半年才拉完。其他从上路来的商品有上饶、九江一带的杂粮，汉口的黑木耳。运往省外的有福建特产龙眼等。市景繁荣、运销灵活。一九五三年起政府实行统购统销，牙栈的货源由国营商店从厂里直接被包去了，这样，代客经纪人员许多只好改行。一九五六年后，私商或加入国营、集体单位，或另谋职业，牙栈始告绝迹。

从码头一瞥，便看到了船运、搬运、牙行、货栈、酒店、京杂等多个行业商帮运作之状，以及南来北往的货物流通走向，和商贾汇集经商的生动场面。

随着多年的太平盛世，酒店茶楼诸业逐渐发展，各种店铺字号鳞次栉比，各种生计在忙碌不停的人们，一块不大的劳务场地，处进城的必经之路，商务活动频繁，脚行门前有不少苦力劳务工，有的坐着休息，有的甚至在打瞌睡，还有的干脆躺下养精蓄锐，以便来了生意后能精力充沛地工作，更多的则是带着一根扁担两条索，头戴斗笠，身披包巾，脚穿草鞋，被鄙称为“牌夫”或“担脚柴”的搬运工们，一年四季天天都在闹市一角或码头、或店铺的屋檐下等待受雇。虽然此时还没有事做，但也不会哄抢别人上手的生意，是很遵守脚行规矩的做法，场上其它的劳务工生意非常好，他们都是有入了“牌份”的群体。所谓牌份是码头搬运原始集聚人建立的一种入牌团体成员股份，后来者要加入的，需得交入份费银元几块，请酒席几桌，才能正式成为团体成员，此风代代相传，各码头皆是。而当南平等地的“福州船”运来南北京果、食盐、水产杂货等货源抵近靠岸码头，有牌份的搬运工早已分成好货班、盐班搬运，纷纷而动，采取按班劳动，多劳多得，酬劳现分规定运作。但遇商行、货栈他们所经营的大宗货物，先要由记账员记收、结算、保管。待到一定时日才能分发出报酬，当然还得经牌夫的头儿、派夫等一番盘剥克扣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其他未加入牌份的担脚柴，属于艰辛“吃硬门”钱的搬运才能轮得上做。等级制以致盘剥压迫无不在封建体制下的商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码头在霸头痞子的把持下，对停泊在码头的船只，索要船主、货主以交纳“舱底费”、“过年费”、“抽头钱”等借口进行欺压。霸头以及爪牙还都有各自的封号，如解放前在通济码头存在过“四大金刚”、“天皇”、“地皇”封号的；大桥码头有“天九皇”封号的；临江码头有“三大王”封号的等等。

说到钱庄，钱庄在建瓯人这里俗称为钱店。其经营方式多样，主要开展的业务范围有金银货币兑换和银钱汇兑。一般说来只有资金大的才能称上钱庄，资金小的只能称钱店或钱桌子。由于当时官府未对地方钱币流入流出和往来汇兑进行财政金融管理，也没有国库银行的建立，仅靠各行各业商人创造出各自汇兑的办法进行业务活动。据考，从清朝到民国间，较为有名的钱庄是宝盛（号东晋瑞庭）、福昌（号东林智若）、复兴（号东魏桂林），以及恒盛、天和厚（东陈霖森）、瑞裕（东黄伯起）、建裕明（东朱仙如）、长裕（号东李建钺）、何立记（东何仁初）等。当时的银钱汇兑系独资经营，规模也较大的有协丰（号东王青亭）汇兑，其经营者系到瓯的江西籍人。

染业方面，均由江西浙江两地的人用肩担扛入设备办法来瓯。自康王南渡始，闽地人口陡然增加，江西抚州人看到商机，便前来开设染坊，用木质织布机编织棉麻一类质料的布匹。至清末时，建瓯城关有专业规模染坊三家，他们是南街头的王德盛，葡棚下的杜永丰，以及在辛桥头的汤森盛。除大染坊外，还有十二家布号兼设的小染坊从事染布。在东峰、东游、吉阳、南雅乡村等地的大小布店也学会并附设了染坊加工烫染衣料。染色多以青、蓝色为主，染黄布则用黄皂角树的果实为原料，绿色用绿柴阔叶树汁。青蓝颜料则用江西的土靛，后也相应有了丰乐和政和的土靛染布。红色则不染，常使用江西南昌进的“双连红布。”专业染坊在兴盛时曾一度被称为“天下三只缸”之誉。

建瓯素有酒城之名，源于建瓯的酒业辉煌，和酒史悠久息息相关。而物阜粮丰之地，也为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清末民初，史料记载专业酿酒库已达九个，酿酒加经营销售的有十二户，以卖酒为主同时也经营其它杂货的有二十四户人家。著名的酒库有六合春、兴记、利记、宜泰、聚成等字号。酒库，均聘请专业酿酒师生产指导和监制，并雇用几个帮工具体实施操作。十二户售酒加经营杂货的，采取“搭醅”进酒，即自购糯米，酒曲，然后委托酒库酿酒收取加工费及场租费，一方面也起到减少酒库的资金投入压力，向酒库“搭醅”后转售给市民获取中间差利。还有零售酒的店铺大大小小三十六家之多，分布在城区是通济门、临江门、西大街、鼓楼前、坡仔下、前街、后街、大市街等街道路巷。有的经营商户为了方便市民装酒，还备用“借酒筒”，作为免费借给装酒用具。从《建宁府旧志》上载就有“闽号佳山水，建安视闽中尤奇峻”说明既出得好水又出得好粮，还是州府之地山川，必饮酒而繁盛了酒业是不用怀疑的。

木材销售。李白诗句有“提携采铜客，结荷水边沐。半夜四天开，星河粲人目。明晨大楼去，岗陇多起伏。当与持斧翁，前溪伐云木。”这一句诗中描述了采矿与伐木趁天未亮就开始劳作的兴盛情形。清乾隆年间，丰富的木竹，使建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已设立了木材初级市场，江浙客商来设庄和木行，与当地木商直接向林主购买青山，并与福州等地中心市场各木行建立贸易关系，但多数木商资本有限，一般先与木行挂钩订约，待木排溪运至福州，委托木行代销后结算。至道光三十年()，著名木竹经销商卓明三开始经营杉木。民国初年，木商利丰，木业兴隆，客商纷至，多达百余家，竞争渐剧。民国五年()，杉木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年外销木排连。民国六年（），为共同维护建木信誉与利益，建瓯、建阳、浦城、崇安、松溪、政和等县木商在福州南台后田成立建郡六县木商公会，由杨腾峰任公会主席。民国八、九年（-）间，宁波商人设建泰木行，代理英商的祥泰木行，由美籍嘉雅各任经理。开轳路、设堆头、伐木筒，一度垄断松木市场。民国十四年（），该行亏损停办。民国十八年（），松价高涨，松客又纷至沓来。民国十九年()，因战争影响，福州与建瓯的交通中断，加上兵匪压榨，苛捐杂税繁多，木商亏损停业，木业呈一派萧条。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樟、楠木被锯成厚板运销北方，价格甚贵，檫木由马江船政局收购，木业又一度兴隆。由于木材量大，又需输出转运，形成两个专业木材转运码头。一是位于东西溪交汇处下游2.5公里柳坑木材码头；二是位于水西大桥西端上游米处的柴竹炭码头。

茶叶经销。从五代十国的闽国时期至宋初，建安执行朝廷规定的榷茶法，即所有茶山为官家所有，由官家给园户茶农本钱，茶叶交官家专卖。北宋天圣时期(-)停止官给本钱的做法，改由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由商人向官家输“息钱”。北宋嘉祐时期(-)改向园户茶农收租，向商人征税。官家规定虽时有变动，但榷茶法法度不变，即只准茶农园户将茶叶卖给官家或指定的代理商，随意贩卖要处罪；代理商只能在指定地点按划定数量收购，并在指定地点销售；商人必须将收购茶叶之相当部分卖给官家，其目的是控制运销过程，垄断茶市贸易。明朝中叶至清初，对民间茶业采用课税制，课额时重时轻，对茶商仍行“茶引法”，官家不再经营茶叶，但储备官茶以为“易马”之用。清末改变对茶农征税办法，实行运销过程统收茶税，叫“过卡抽厘”或按引征课。然而，开放五口通商后，连同关税壁垒一起被打乱，官府对茶叶的征课和出口管理失去控制，出现一个比较自由的生产和流通的繁荣期。十七世纪初，福州、泉州、厦门港口开放，荷兰商人前来大量采购茶叶，东印度公司等英商也在厦门等处设立商务机构，茶叶为其主要贸易物品。清雍正七年()白俄罗斯与我国开辟恰克图贸易互市，建茶加入到武夷山茶中，成为万里茶路的一部分，茶叶有了外销通道，致力发展茶业，获利不少，建茶又出现兴盛期。十九世纪末，印度、锡兰等国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建茶在外销方面受到挑战和冲击。建宁府茶业公帮成立研究会，锐意改革，实行新法拼配精制，茶品精益求精。宣统二年()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和民国三年()巴拿马展览品赛会上，建瓯先后有金圃、泉圃、同芳星等庄号茶品获4块金牌，瑞圃、泉丰等庄号茶品获2块银牌。建茶品质渐优，产量为全省之最。

民国时期，市场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多由兴化、江西籍人经营。毛巾、袜子、搪瓷脸盆、汗衫背心、棉毛衫裤、卫生衫裤、胶鞋、呢帽、毛线等货源多由苏杭、广东等地购进。棉布则以江苏崇明布、浙江扣布、江西土布及本地纱布为主，也有国产细布、斜纹、夏布、凉布、色布及少量的进口太西缎、羽绸、暹罗绸、印度纺、华丝葛、哔吱、呢绒应市。抗日战争爆发后，货源中断，奸商囤积居奇，绸布花色品种锐减。由于百业诸多且繁，在此不多做一一介绍。

第二节商帮形成

商帮是以地域为概念的商人联合，逐步成为地方商会性团体。其所形成的条件是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商品供给满足达到所在城市的需求；第二是政府允许，鼓励的商业。西周时期，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开始分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初步形成。秦代，始皇“南取百越之地，”设立闽中郡，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商贾买卖更趋活跃。至秦汉间，因福建山高路远天然屏障阻碍中原战火南侵，成为北人向往逃避之所，北人入闽，这样闽越族与中原汉族联系更加密切。福建先民在吸收融合中原经济文化上，也接受了“坊市”交易、市镇相对集中地交流方式，出现“高声叫卖”和“实物展示。”两晋至隋唐，发展步伐加快，农业、盐业、采冶促商贸达到新的水平，在隶属福州、泉州或自成建安郡中加入海外贸易，官府兴置市场，带动商贸蓬勃发展，出现“酒旗”、“店号”。宋代，商品流通更大，墟场集市数量剧增，原有的场、门、码头演化成“市镇”，成为商品交易中心。明清之际，建商兴起，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再加受当时南来北往商业思想的影响，挟信义而经商，封建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已出现了松动裂痕，农耕经济受到冲击，古代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市场物丰且繁华。古建瓯成为闽北首屈一指的商贸府城，汇集了四面八方而来的土特产，商贾转贩更趋活跃，出现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建瓯商帮地处闽北中心城市，商品的流通可以靠建溪河流船运来实现与福州以及浙赣进行的纵横交流。也能接受较新潮观念的东西，具“海纳百川”的眼界和肚量。不同时期的一些商人已经意识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不能只用来购买土地田产或以求有稳定的收入固定思维。已能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好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和向丰富的林茶产业经营上进取。把积累果断地投入到商品生产里头，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虽然他们不具很大规模和专业性，包括本土商人接受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而不排斥，并且相处友善，积极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但是逐渐形成了赢百利而利己，义利并重的商业价值观，推进了建瓯商帮的盛大发展。清至民国时期，建瓯商帮是当时活跃于闽商帮的重要商帮之一，之所以能在闽商竞争中独树一帜，极具特色，在酒业、林木业、茶果业和运输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有开拓进取、不怕吃苦的精神之外，恐怕与它以和为贵的经商宗旨继而善于经营管理离不开。和气生财和诚实守信之留存的祖祖辈辈遗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将“雇主”东家奉为衣食父母，恭敬礼遇，当成理所当然。对同行、乡贩批购赊销心存“生意不成仁义在”之谦谦，做到使彼高兴着来，满意着去。大多商帮业主都历经了学徒、店员、老板这“三考”之路走过来。故而无不深谙经商之道，无不实践着老生常谈的“勤、俭、谨、慎”做生意人的基本生财之道有关。遵循古旧守一习俗开店做生意。早起开店，扫除垃圾，须从店门口由外往内扫入，再从内往外扫出，谓之聚财；开店营业，掌柜师傅首先是提起算盘摇动出声，然后放在柜台上，以示开门顺利。有的还嘴上念出“算盘一响，黄金万两”之招财吉利词。接着再敲响铜盘秤，挂上秤，整理箱厨抽屉，做好开市准备。开市时的第一位顾客可屈意使之成交，卜示今天必生意兴隆。凡是新正开业之时，首批上下溪或出行外地办进之货物，均先应供香妈祖婆，跪拜祷告，燃放爆竹，祈求顺风顺水、溪河清吉、旅途平安。柜台内禁止妇女闲人进入，并忌讳妇女坐踩在货包货桶上招来“晦气”，遵轻视妇女的封建习俗。时届新岁，伙计就会将所用的大小秤、桶缸、楻篓器具贴红；在货包钱桶、银柜仓库等处黏贴红纸“日进斗金”、“一本万利”、“财源茂盛”等吉利语示人。做牙福。即每月初二、十六日晚上，商店老板要给师傅徒弟改善生活，分上中下三等，生意做得比较大、利润多的改善内容较丰盛，称初二、十六，大红大绿；次等的称做初二、十六有酒有肉；最差的则称初二、十六海布煮肉。奉行入行种种拜师礼仪、新开店礼仪。开业时无官家工商管理和来颁发营业执照，只谨向同行业公会会长申请入会行打招呼礼，缴纳入会“众金”即可择吉开张。同业亲友礼送则以联、幛、烛、炮庆贺道喜，并设宴酬谢同业，邀请商场名人入定首席就坐。对于经营亏损倒闭的清偿债务例规是，首先央求会长暨商场名士、绅士出面斡旋调解，然后请人做公亲（主持公道），邀集各债主到场宴请说事，由大债主做首席，公亲代表债主坐主人位。宴前时由调解人出面说明其经营亏损实情和全部负债多少，和按现有偿还能力仅达几成，为息事宁人请允拖延时日，予以还清债务，今日特邀诸位协商，望予体恤所处困境，成全调解。并将写好的折扣清偿单据金额若干，定期给付凭条交于债主收执，在无异议情况下，开宴敬酒强作欢颜了清债务。此举在于讲求一个诚实守信的经商人。

由于同业会长、乡绅的牵头起到积极作用，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了各种商及行、店，也维系了这一商群的良性发展。建商之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是与它有着良好的商业道德行业规范很大关系，声誉良好，普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反之，也有些商人欺诈造假，只能蒙骗一时，不能长久立足于商坛。相比之下，诚实守信就显得非常可贵。对信誉非常之重视，以诚实守信教育每一位参与经营的伙计，薄利多销，童叟无欺，决不二价。为防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己害人，采取严格验银，加盖印记等方式，让顾客放心。在经营中决不以短期坑蒙拐骗行为来赚钱，为了信誉，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以人品为重，注重自身修养，具有社会责任感，诚信为本，终于事业有成。各个商号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相互制约，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纵向管理，横向联系”的相互制衡、相互学习经营管理模式。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发扬优秀的道德传统，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提倡人人诚信，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建商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三节主要商帮

早期商人社团，均由商人自发组织，称“行会”、“行帮”，又分为手工业行会手工帮和商人行会商帮。其商人和手工业者往往来自不同地区，经营不同业务，所结成的行业通常带有地域和行业双重性质。清末到民国初的清光绪二十九年，按清政府颁布的《商人通例》和《公司试办章程》规定，对个体工商业实行审查和注册，建瓯商帮成立各种公会、同乡会、商会组织，并成为规模，从推动行业经济发展的角度起到了一定的向上作用。建瓯为闽北首邑，其地域广人口多，曾一度还一府二县三衙门并存统治，士农工商各业俱备，各路人物荟萃云集。外地入邑经商办厂旅居的异地民众为联络乡谊，救灾恤贫及免受当地人的欺侮歧视，还因出于“私协商情，调查商业”，提倡改革，处理债务纠纷；代商人向当局陈述冤抑，解释法令等任务和作用，其同省、同府和同县的人通过酝酿组织讨论后成立同乡会，建立会馆。也就地域性地归统行业形成带有各地和各行业性质的商帮。当然到最后发展成商会之后，打破原有行会组织的地域界限和行规束缚。最著名的有：

一是江西会馆。建立于清朝。江西省与闽北接壤，水陆交通较为便捷，无论车船来往，均可以朝发夕至，水路也能入闽。故江西赣人旅瓯甚多。光从事布店经营的就有十几家且财力最为雄厚，店商多系抚州临川一带人。著名的布店有“福兴”、“福隆”、“天元”、“邓正盛”、“永茂兴”等；中药铺也很具规模，店主多为南城人。著名的商号“毛福春”、“毛福余”、“福盛厚”、“天浴堂”等；南昌府辖范围的江西人多以裁缝、木匠、泥瓦匠为业；上饶一带的江西人以撑船当船户为业；此外还有部分以打铁、錾铜的江西人。江西会馆设立在水南，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供奉神明许真君。据传许真君系江西南昌人任过县令后得道成仙。每年正月以及八月系其诞辰和忌辰日，值此均有盛大集会，同乡数百人聚宴，因此财力雄厚。据说凡会讲江西话的皆可免费赴席参宴。会馆又因地处水南，风景宜人，炎夏季节里赣籍巨贾殷商亦到此消遣打牌玩乐。会馆在城区有馆产店面、房屋百余处，还有田产、杉木等巨额收入，使其会费馆产十分雄厚。一九三六年还接办邓郁哉所创办的培本小学，之后改名为新赣小学，经其扩充，办有十二个班级个学生之多。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会馆改名为同乡会。当时除了这个全省性江西会馆外，在城区还有其它江西地方性的会馆，如丰城的豪栋南昌会馆、桐树坡的南城会馆、小北辛街的抚州会馆等等。建立同乡会后这些小的馆产均由江西同乡会统一管理。二是福兴会馆。建立于清朝咸丰年间。是福州、兴化两府所属十二县同乡会的组织。福州为省府治所，省府旅瓯的同乡仕宦者颇多，商人、船户也不少。福州兴化人办的商界以京果业为主，较大的京果店有六、七家，还有从事做木材、开药铺等行业生意。抗战前最大的木材商翁紫藩便是其一佼佼者。还有在裁缝、理发、木匠、雨伞等手工行业方面经营生计；还有船家船运搞水上运输。在船户上，又分为福州帮、闽清帮、永泰帮，他们均属福州语系语言相通其人数达数以千计之多；兴化帮的莆田、仙游两县人士多以从事京杂，即苏广百货、五金等方面的经营。福兴会馆设立在八角楼，其馆前樟树遮天蔽日，背靠大溪，地处东、西二水汇合处，因之风景甚佳。在建馆之时，当地人以风水被侵为由，百般阻扰讼久不决。时建宁知府系莆田人氏，得悉此事后亲到会馆主持拜梁剪彩，使得会馆顺利建成。就此福州同乡为了感谢这位莆田知府，便从原来做为福州十邑同乡会馆扩大为福兴两府同乡的会馆。会馆楼宇巍峨，房屋宽敞，有前后殿、戏台、酒楼，雕栏朱槛等等精致设施，整座馆造价两万两银元，全靠同乡商人和船户捐献而建。供奉神明妈祖。据史载称，妈祖闺讳默娘生而灵异，其兄经商海上遇风暴，妈祖出而救之，二十而殁。殁后其屡屡显灵，救护乡亲，抗御风暴。在明永乐年间被封为天妃，后晋封为天后。会馆每年遇正月元宵，就有几百人参加这一盛会；三月廿三日妈祖诞日，各业、船帮轮流请戏班酬神演出。京果大商业、差船、茶船之大船帮的都负责各演戏几天，历时一个月之久；七月半做普度，也规模地为同乡亡魂超度七昼夜。与此同时，在水西桥头边的打石街上也存另一兴化会馆。福州会馆在抗战时根据形势改为同乡会后，理事监事是史济亚、林明宝、陈长周、郑在莪、薛承裕、潘芳、倪祥芝等人。

三是浙江会馆。建于清朝至民国时期。浙江省与闽北毗邻，浙人足迹遍布福建各地，故建瓯的浙籍人士也不少。还有紧挨松溪的庆元人携家带口前来从事种植香菇，菇农也达数以千计。及其他还有温州等地过来游走乡村的做蔑手艺人、其它手工业者。另外，浙江人从政颇多，该会馆就是由绍兴师爷陈仪主持。师爷有计策、有上头提携传帮带，因而有“无绍不成衙”之说，到光绪乙亥年浙籍绍兴人赵均，字越轩的师爷做红了，竟挂了建宁府正印。并对建宁府溺女婴之风而创设育婴堂，以及抽木排捐、设建溪书院、广聚积谷、赈济水灾。会馆设立在察院前，其规模之大，较江西、福兴会馆有过之而无不及。供奉的是禹王神。据史载称，大禹东巡，崩于会嵇，因葬其处。绍兴会嵇山建有禹王庙，故而建瓯的这座禹王宫就由浙江同乡会集资后兴建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会馆牌匾系一大理石质雕凿而成，长约2米多、宽约60厘米左右，上书浙江会馆四个雄劲大字，这块牌匾被发掘出来后，现已由利树集团闽北最大的民营造纸企业家儒商浙江温州籍人诸建华先生收藏保管。抗战时期，浙江同乡会的理事监事是潘培芳、朱宛邻、胡孝钦、颜学回、朱伯棠等人。抗战后同乡会移牌于前街。其同乡会存在时期，还在扇巷办有之江小学等。

四是江南会馆。亦称安徽会馆、宣州会馆。地点在鼓楼前河边。曾办有皖光小学。同乡会时理事监事有管克臣、韩子庚等人。

五是湖南会馆。会馆设立在横街，湖南人徐镜清、何麓昆任驻军司令，占该地建馆。系在民国初期（-）创办而成。抗战中期，刘建绪主闽政务时，湘人来闽增多，故该同乡会在此时期亦相当兴旺。

六是龙岩会馆。会馆设立在丁家巷。包括龙岩、永定两县同乡，改称同乡会时的理事监事是赖建章、邹绍和、林炳森等人。

七是汀州会馆。设立在打石街。负责人是吴霖泉。

八是漳州会馆。设立在西马路。原为漳州人李氏宗庙，即下府庙。曾由李泉丰茶庄老板主持会务。

九是泉州会馆。设立在西马路。原为泉州府人黄氏宗庙，亦称下府庙。同乡多为原运茶船民，后转营茶叶、木材、土产的商人。负责人是黄礼世。

十是松政同乡会。乡会地址随租赁民房流动。建立于抗战胜利前的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一日。理事监事是杨起葵、杨润葵、李含阳等人。

在这些商人当中有一批职业经理人，聚集了一批非常精通的业务人才，成为各自商号的骨干力量。其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在经营活动中重视发挥群体力量，用宗法社会和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地缘组织，建立地域性的商帮，用会馆维系做为纽带，精神上以崇奉信仰方式增强相互间的共同和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各种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继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建瓯人还对闽省之八府所辖地域，通常在习惯上又将其分为上下各四府，分别叫上四府、下四府。一是从闽江源流上来说，上府均处于闽江上游，习惯性地将源流的水头称其为“上”，河流的下游为“下”；二是从丰饶的物产和粮食产出上来说，因物丰使得建州等府地在封建社会里大多百姓吃得饱穿得暖，不像其它所属州府的粮食不足却以地瓜等其它副食充当主食，地瘠民贫，出外谋生，而带有歧视性地自称为“上”有关。上府是指本建州府(建宁)，以及昭武府（邵武）、延平府和汀州府四府；下府是指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四府。出门在外行商做生意或跑码头的只需听其口音、乡音便能知其是上府人还是下府人，一般说来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建州城是福建最显著的中心城市，曾为八闽首府，在唐代就是“上县”，其后被称“上上府”也有关。地处在东南的闽江上游支流建溪源始于浙赣二省，其建州位于流域的中心地带，必然形成地域性重城。譬如从山关北向过来的浙江“温州佬”、江西“赣州客”和南部沿海而来的福州、泉州“下府佬”云集交会在建州“讨生活”求生存经商做生意。

由于建瓯自然条件优越、资源十分丰富，麋集了各地生意人、工匠，使得商贾云集，长盛不衰；还有因日寇侵略福州至沦陷后手工业者为了逃避战乱祸害，蜂涌而至到建瓯谋生求出路。在客观上也为建瓯发展带了许多有利商机。譬如福州手工业的钟表业、理发业、制伞业，以及开设澡堂等等；江西人开办的染坊、布店、织布和药店；兴化帮的京杂、百货、五金业；下府贩运南边来的龙眼干、海带、咸带鱼等与上府山区货物交流做生意。形成了下府跑上府、上府到下府的格局。在金属制品业上有铁器业、打铜业、白铁业、剪刀业，从事该行业的有福州、古田、江西湖南等省相继而来的人从事，产生出一大批有名号且驰名远销海内外，深受用户的赞扬与青睐。在木竹业上有竹器业、木器业、棕制业、藤器业，雨伞业。既有当地人也有外地人从事；在服装业上有弹棉业、服装业、制鞋业、染布业等。其多为江西人来从事，一样也有许多叫响的名号和规模较大的店铺。这些店铺作坊虽然有的店铺还较小，属于前店后坊的经营方式，且设备简陋、手工操作、效率低下，但是都建立一套传袭下来的严格管理模式。比如传授技术非常保守，怕被夺走自己饭碗；行规甚严、管教甚严，拜师学艺十分难等等，成就了商帮的一些规模和特点，但都在经营中不断随形势的变化而变，有的在发展中壮大。

第四节行商坐商

在商帮当中，又可分为坐商与行商，是建商的一大特点。曾有的三山、六水、七座桥，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文设一府两县，人口稠密之地，自然形成了多地的市场和相对趋向性商品的经商。主要经营方式，一是批发。清末及民国初年，建瓯已出现一批资本较雄厚、批零兼营的商户，属于坐商兼行商。棉布业的天元仁、天元道、邓正盛、协元等将布匹批发给零售小商贩。国药业的毛福春、天裕堂、福盛厚等设商行、货栈，从事批发业务。百货业的颜裕盛、颜恒盛、方宝裕等大商号，几乎包揽日用百货市场货源。抗日战争时期，交通受阻，商品奇缺，大商号囤积居奇，市场供应紧张，价格暴涨。加上通货膨胀，主要商业老店停歇，市场资金分散，部分手工业、服务行业、摊贩以及外来行商增加，部分坐商如盐油、粮食、土产、京杂为开辟贸易经商渠道，乃以行商方式增网点，设庄联络。在邻省边县的衢州、江山、上饶、河口、广丰、龙泉、丽水等地贩运杂粮、油类、粉丝、蛋品、目鱼、面粉、洋油、棉纱、匹头调剂市场，外部客商如温州维大总行在城内大甲巷创立宏元号商行，经营布匹、海产、百货和土产等。抗战胜利后，批发业务多集中在几家栈房、商行经营。他们派员在大商埠设庄，购进商品，转运批发。有的还专门开展外地公司的产品批发业务，较著名的有烟商林文佩经营的英美烟草公司出产的老刀牌、哈德门洋烟；允昌烟店经营的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生产的白金龙、长城、百雀牌洋烟等批发业务。县内饮料酒业较发达，解放前有昌记、牲兴、味香居、张德发、六合春等二十多户酒库，年产黄酒约吨，批发给零售商经营。二是零售。宋末元初，建宁路民众已广泛经营商业。明、清之际，零售商业网点遍及城乡，商店林立。民国时期有商店多家。吉阳、南雅、东峰、东游、迪口等集镇有零售网点多处。民国三十八年()初，据建瓯商会统计，全县有零售网点户，从业人员人，小商贩户。三是集市贸易。明代，建瓯城关管葡街和农村小松街、吉阳街、东游街、丰乐街、叶坊街、山头街(今玉山)、璜双街(今房道)已有商业集市赶墟。属于行商小贩，至清代日益发达。

从府前公园口一段至长街头，东溪方向来的白米由米贩肩挑至此赶市，成交后包送到顾客住所；既有蔬菜摊贩，又有菜农自产自销走街串巷。南街头市场主要销售新鲜食品和水产品。管文楼下市场交通方便，商店茂密生意兴隆，货物进出络绎不绝外来游商、殷商巨贾，万商云集。临江门市场历史悠久，临江门外为崇阳、南浦两溪民船停泊之处。以经营土特产品居多，坐商以及农村进城摊贩占多数，逢墟期更是十分热闹。西门街市场系朝天门外通往小松乡一带交易地。由于北区地沃粮丰，农副产品丰富，交通仅有陆路，商品流通多系步行人力肩挑。但却独具一格的著名小松米市，每日有百余担至二百余担几万斤大米的粜出。除此，还有坡仔下街头市场、横街头市场、前街头市场、小街头市场、通济门城门边市场，其店铺分布在城关的大街小巷，星罗棋布。当地市民本土乡人多以坐商为主，终日在忙活营生。经营固定商家店铺，可以不必走乡村，有的从大商家处批发来零售便宜。多从事饮食服务业，如做光饼、烫扁肉、制板鸭，以及箍木桶、做饭罾、做竹篾等。

墟市，做为完成商品交易所提供的一个重要载体地。古建瓯设墟历史悠久，农民到市集上交易俗称赶墟。墟期农民不但可将其产品向墟市出售，换取日常必需品；批发商采购农副产品也可以在墟市里寻求；肩挑商贩更可以把工业品运往农村推销。建瓯较大的墟市皆选择在交通适中、人口繁密之处。因四周村落分散，彼此距离较远，必须有固定的时间，墟期多为五日一次。进入墟市交易的货物，以农产品为主，如米、麦、豆、麻、茶叶、药材，菇、笋、鱼、水果、家禽、蔬菜等等。次为加工手工业品，还有商贩从城市运去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盐、糖、布,小百货之类。

商品交易的居间还产生二盘商贩，他们或赶墟或在进城的要道盘货，来把控运往城市的农产品进行经商。这就是建商里头既极具特色又有着较大数量群体的小贩。唐岑参诗云“包荷裹饭趁墟人。”至唐，福建已有众多私商小贩在墟场集市中从事商品交换。至宋元时期，沿溪城镇“舟车辐辏，物阜人彩”，小贩随之活跃。明代，商贸活动更趋繁荣活跃，小贩经营范围日见扩大。至清代，已成为颇负盛名的一支建商队伍。他们穿行在城市与乡村的老街间，肩上担着的，不只是一家人的生计，也连接了商家与千家万户个体百姓之间的需求。小贩分摊贩、肩贩和墟贩。小贩本钱少、税负轻，易于谋生，即使一些公务人员在无业后也都加入的队伍。摊贩，摆小百货摊，经营针线、纽扣、头梳等小件百货；小土特产摊，经营经营香菇、木耳、笋干等农产品；这两种皆分散在城关各处。菜果摊，经营蔬菜水果，设在长街头、小街头、管葡路、鼓楼后等集市地方。点心摊，多摆在街头闹市，经营芝麻粿、粳米粿，主要为早市。肩贩，为肩挑货品走街串巷的小贩。以菜果贩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布贩，用肩驮几种布匹上街叫卖；点心担，肩挑点心。经营时间早上卖煎年糕、寿桃仔、雪糕、碗糕，午间卖锅边粿、清汤粉条、大肠粿，晚间卖清汤粉条、馄饨。夏天还有卖水白酒的。小贩在商业中资本最少，生活较艰苦的要算菜果肩贩。这些小贩一般没有文化，可是心算本领很精，秤子刚放下。就能说出多少钱，那怕珠算、笔算都没有他快。墟贩，指下乡赶墟，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小贩。墟贩又分车运贩和步行贩两种，车运贩用自行车运货，步行贩用肩挑或手板车拉货，他们经营的种类主要是农产品，如笋干、香菰、鸡鸭、禽蛋、水果等。

坐商虽然客观上减少了异地与乡村的客源货源交流机会，但是获得了相对较稳定以及安逸的生活，因而大有其人地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经营。而行商，则是要出门在外，风里来雨里出奔波，跑码头，远行到外地或进僻壤乡村，其舟旅之艰辛更不消说，还得受外地人欺压凌辱且要忍声吞气才能息事宁人。民国期间，建瓯还出现米市、猪市、牛市、禽蛋市、土产市、菜市等专业市场。集市有定期的，每五天一墟，以农历为期，相沿成习。逢一、六日为房村、丰乐墟，逢二、七日为叶坊、小竹墟，逢三、八日为小松、管葡街墟，逢四、九日为大庙墟，逢五、十日为吉阳、房道、南雅墟。每逢墟期，城关小商小贩及小手工业者，肩挑车运日用百货、布匹、海产和小农具、修理工具等，一早就赶到墟场摆摊设点。附近农民手提肩挑家庭生产加工的农副产品也来参加，卖出自己生产的产品，买回需要的日用品。小商小贩除出售商品外，还从农民手中零星收购当地农副土特产品，转运到城关和外地销售，一般墟场自早上开市至午后3、4点散市。赶墟人数多者0-0人。

纵观历史长河，士农工商主导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决定了商人的地位以及留下的史载犹如寥落星辰，难以捕捉。但是在府志等有关仕宦的史册里，就留有一些州府政要在执政中对发展商业的重视和推动作用记载。采撷几枝。譬如明嘉靖《建宁府志》“名宦”记载陆长源，字泳之，吴人。唐建中元年()任建州刺史。陆长源在扩大城域的同时，更发布法令“辟田畴，课农桑，修城郭，设学校，立市场”。即平均赋役，开辟田地，种植农桑，大力发展生产，建立市场，增设墟市，鼓励物资进行交流，商贸往来。所以百姓歌颂说“令我州郡泰，令我户口裕，令我活计大，令我家不分，令我畜成群，令我稻满囤。”李频，字德新，睦州寿昌(今浙江建德)人。唐朝乾符年间(-)任建州刺史。李频初到建州时，曾有《任建诗》“入境当春务，农蚕事正殷。逢溪难饮马，度岭更劳人。想取蒸黎泰，无过赋敛均。不知成政后，是谁得为邻。”足见李频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同情民间疾苦。当政者积极推行发展农业，林农产品富余，那就必然推动了地方商贸的兴盛和物产进入交易。殁后，建州民众建庙梨山，将其供奉，足见其深得民众爱戴。韩元吉，字元咎，颖川人。宋绍兴年间()，任建安知县，淳熙元年()任建宁府知府，官至吏部尚书。在任建安知县时，因官署费用多，赋税收入少，鉴于福建沿海地区产盐，而闽北山区销盐，便办起运售食盐买卖，取利以弥补财政支出，不增加人民负担。在任建宁府知府时“表率端庄、笃意学校。”重视民生实情办学和推动异地的商业往来。

到了清末民初更有出现亦工亦商之名流。如：黄芝，字衡荪，建瓯县人。为人称道。民国十八年（）重修《建瓯县志》封面签署，即其遗笔。家富资财万贯，曾偕其子创设雅青印刷所，并参加春和绸布店为大股东。民国十五年（）北伐军进驻建瓯时，革新县政，他任财政局主任。民国二十年（）中选为县商会理事。当时海军陆战队旅长林秉周调防建瓯，筹设建新银行，即命他主持。他发动商民投资，并在上海印制纸币，拟在银行开业时发行。后因林旋他调，银行流产。刘和鼎接防，以击败卢兴邦军费为名向商会借款10万元。黄芝主持商会，即以未发行的建新银币加盖商会印章流通市场，应付刘军借款。著名木材商卓集成，建瓯县人，清末年（）生。少年时随父学得一些经营杉木知识，以后在房村口木商蔡家习打理杉木业务，深谙其道。继而自营，并参加福州木商所办的“建瓯懋丰木行”成为重要股东，经营杉木出口业务。建瓯杉木产量丰富，他从组织砍伐、装运以至出口，自己一手经营，营业额大，利润高，自此发家。民国十八年（），卓集成参加建瓯新铭印刷厂为新股东，添置铝合金活字版印刷机和石印机，开展铅印和石印业务。在此时期，他还参加正大布店为主要股东，该店以花色布招徕顾客，城镇布店门市营业遂以正大为首户，集成也成为建瓯知名工商业者，成为木业一方名人和重要商帮头领。茶商詹盛斋，原籍安溪，有种茶和制茶技艺。清咸丰元年至十年(～)带乌龙茶种携眷自安溪来建瓯定居，在建瓯水南山地开荒种茶。茶叶收成后自行加工，制成青茶出售。其后扩大山地，雇农种植，自设茶厂，雇工加工。由于乌龙茶是新品种，营业颇盛，詹盛斋由农兼商，获得厚利。以及还有方培銮的各种艺术品雕刻技艺为民间手工制造珍品，畅销省内外而推动了雕刻业这一枝的发展。朱家礼的传习所设藤竹、木器、肥皂、纺织、油漆等科，其聘专业技师传授技术，适合当时城乡人民需要，增添了手工业方面的经贸。张衡三从福州学来的传授手工织布、织毛巾、织线袜等技艺，在手工业一行上也再锦上添花。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北伐军进驻建瓯，成立县总工会，他被选为总工会委员兼纺织工会负责人。

对于出国飘洋海外的商贾人士方面，据史料《宋史》列传出外的古建瓯商人记载有“阇婆国在南海中，宋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罗茶遣使等来朝贡。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即北宋淳化三年（公元年），福建沿海的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后，今印尼的爪哇岛及苏门答腊遣使者来中国，向宋太宗赵光义朝贡，其向导是经常在阇婆经商的建溪人毛旭。《宋史》列传还载，北宋咸平五年（2年），建州商人周世昌，七年前出海遇台风飘到日本，留居日本七年，这一年同一个日本人滕木吉一起回来，受到宋真宗赵恒的召见。但是自南宋后由于沿海一带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东方海上的丝绸之路日见繁荣。此后一直到十九世纪末的八、九百年里，建瓯人出洋经商和侨居事迹却没有线索可寻。估计与封建统治者都采取严禁出海禁止民间对外通商贸易，更不准人民侨居海外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有关，事迹自然湮没。至近代，有确切资料的现代华侨商人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民国元年（），在建瓯“木行”当伙计的邓荔生赴新加坡谋生。邓祖藉江西，出生于建瓯城关，父母早亡。少年时在运销松筒的“木行”里当学徒，因善于写算，办事千练，颇受东家器重，经常被派往福州、厦门、香港等地联系，交友渐多。民国元年（）随友赴新加坡，以后逐渐积累资金，在新加坡开设汇源印刷厂。民国九年（）回来探亲时，带同其妻詹彩绣与子邓炳辉出国。詹彩绣是建瓯城关义学前卖酒的詹川九之女，侨居新加坡后助夫经营。民国十七年（）邓荔生与胡文虎合股创办《星洲日报》，由邓任总经理，半年后邓将全都股权转让给胡文虎，另营其他商业。邓荔生于民国三十一年（）去世，其妻詹彩绣年病逝于香港。其子邓炳辉在香港上大学，得博士学位后，曾在香港检疫署任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建溪闽江，千载扬波。建商凭借闽北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人口众多密集、天地人和地利之特点，籍以发达的建溪水运和州府之地便利，俭朴勤劳、精于核算、和气生财。上下府之间以资源交易为主的商贸往来，再由行业做得较出色的商帮领头将沾亲带故的亲友加入到商帮中，自成帮系。以信守行规、和气生财沿袭种种经营之道。虽有其自私、保守、垄断的特性存在诸多弊端，更跳不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历史局限性框框，但造就了建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中间无不浸透了建商的几多辛勤汗水，奋斗之血泪。在当下，建商应搭上“一带一路”这条通往商贸春天的新时代列车，见证“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继往开来，砥砺进取，解决发展之道、破局之道。

赞赏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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