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跟大队部连在一起。屋脊两头翘起，青砖白墙，瓦槽里生出半人深的茅草。院子里有一棵高过屋檐的皂荚树，枝杈上盘着个喜鹊窝。那窝从树底下端脖子往上望，像外婆装针线的笸箩。一道上，不少斑鸠、野山雀，扑棱棱地飞出来，没等走近，“呼啦啦”振了翅膀全飞走了，钻进路边的杉木林里。

报名那天，外婆牵着我和表哥、冬宝、容宝。外公家的黄狗，在前边地头上疯跑，一会又折回来，摇了尾巴来迎我们。等到了教室，冬宝和容宝站在门口不敢进。冬宝颈上从小箍了一个银项圈，明晃晃地耀眼；容宝的脖子上光溜溜地，鼻子下却拖着一对清鼻涕。老师说：都读一年级了，还流鼻涕！丢不丢人？大家都跟着笑。

冬宝、容宝剃光头，脑门上留一小撮毛儿，周边刮得锃亮锃亮。冬宝、容宝是满外公家的细崽，双胞胎，一个“十四舅”、一个“十五舅”，平时，不怎么喊，只拜年的时候，当大人的面，才喊两声。舅舅跟外甥伢崽坐一个班级，我想不通。

开学第一天，学校新发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外婆将墙上的年画加小心揭下来，用鸡毛掸子掸掉上面的灰尘。对半裁好，四周剪角角，书包好后，外婆看了又看，平整地压在外公的枕头底下。

晚上，外婆在煤油灯下，就着灯捻，缝制了一个花书包，蓝色碎花，跟外婆里屋盖的被子是一个花。

上学的第一天，外婆说我以后是要去见大世面的人了，特意给我挤了牙膏，打了漱口水，让我学着城里人刷牙，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刷牙。临出门前，外婆没忘了在炕筛上捡了块红薯干给我，让我道上吃。

路过二舅家，二舅妈迎着喊我：“岳宝耶，呷了吗？”二舅妈每天像是在她家门口等我，塞给我一个热乎的煮鸡蛋。我们那，男孩子、女孩子看得重，名字后面都要缀一个“宝”字。头几年，跟二舅、二舅妈打电话，二舅每次都要问我：“呷咯了吗？”二舅的“咯”，咬得特别重，拖长音。我问二舅，为什么乡里都管“鸡蛋”叫“咯”？二舅说，母鸡下完蛋，不是喊“咯咯大，咯咯大”吗？

那会上学，学校没有多余的板凳，低年级的同学都得背自家的凳子去，一张长条凳坐两人。外婆说：城里伢儿肩膀头嫩，板凳每次都让表哥背着去，背着回。表哥扛着板凳在前边走，一翘一翘，让人想起磨剪子、戗菜刀的师傅肩上的挑儿。

有时来得早，班级没开门。男孩、女孩蹲在地上玩“丢手娟”，大家围成一大圈，“丢呀丢，丢手绢，轻轻地丢到小朋友的后边……”。因为穿开裆裤，蹲在地上时间长了，冬天里冻得小鸡鸡缩成一团。

学校院内的皂荚树上，用麻绳吊着一口大钟。下课了，钟声才响一声，男孩子便从教室里冲出来，踩得楼板“咚咚”直响。男孩子抢着骑木扶手，出溜下楼。逮空儿，我也夹在里边，蹁上去玩两把，可是每次都溜不到头，我胆小怕摔。时间长了，班里男孩的裤子，多数磨得油光锃亮。

大热天，学校规定睡午觉。我们不安生，眯一只眼，闭一只眼，等老师走了，偷偷地溜出来，脱了裤子去水塘里游泳，在水里摸蚌壳和螺蛳。我不太会水，只会狗刨，每次摸不到几个，表哥、表弟的多，放在一起，拿回家，丢给外婆背到井边去洗。蚌壳肉发腥，切丝，放葱姜蒜，去土腥味儿；螺蛳肉最不出息，一水桶螺蛳去了壳，炒出来，盛不到一小碗。螺蛳肉比蚌壳筋道，有嚼头。

教我们语文的钟老师，是我二舅外公的女儿，穿一件红色的灯芯绒布衫。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前三篇课文，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当地的土话，我们在下边，只顾跟着老师一遍遍念出声来，学校不教拼音。十多个生字，学了半个学期。

除了语文、数学外，一年级还开设音乐课、体育课、劳动课、毛笔字课。上毛笔课前，老师在讲台上讲：字不能顶格，满了不好看。一个多月下来，老师夸我，横是横、竖是竖，是那么回事，但撇和捺还不行，不是“撇”短了，就是“捺”长了，歪歪拧拧，像个跛子。

因为是亲戚，钟老师上课时，特别照顾我。在后边捉了我的手，头发探进我后脖儿，弄得我直痒痒，常常便分了神，想起我妈来——要能老是这样偎在妈妈怀里，该多幸福呀！我有日子没见过爸妈了。

我们那时，用的砚台多数是在附近的池塘、溪流里捡来的，都是些豁了口的粗瓷碗，扣过来，当砚用。上毛笔课前，男生、女生都抢着去学校门前的那口池塘里打水，研墨用。我们得出的经验是：瓷碗越粗越好用，磨出来的墨汁才细纹。

我那时最爱上钟老师的课，尤其喜欢用关联词“虽然”、“但是”、“如果”造句，动不动就能把外公、外婆造到句子里去。外婆她们抿了嘴，冲我乐，仿佛自己写进了书里一般。句子造得越长，越显得自己有文化。

到了期末，老师让我试着给城里的爸妈写信，我说不会。她说没有什么难的，万事开头难，写写就会了。有一天，我真的开始写起信来，遇上生字、难字，跑去问表哥。信写好后，外公让我念给他听。外公让我在信里边，添上几句，问问他们哪天动身，外公今年杀了头猪，足足有二百斤；外婆新下了两坛子甜酒……读信的功夫，外婆在一旁“嚯嚯”地看着我笑。外公不知从哪摸出来枚八分钱的邮票，交给外婆，外婆手里是几粒快要风干了的大米饭粒，外公对我说，再过二十一二天，爸妈就会回来过年。

这一年的年过得很快。

春节后，爸妈把我接回了城，小学一年级只读了半个学期。

四十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钟老师。上个月在电视里看一部苏联的老片《乡村女教师》，便想起自己的启蒙老师来。屈指算来，钟老师应快七十出头了吧，不知她老人家身体怎样？民办教师转正沒？现在拿多少钱的退休工资？她的近况，我一点都不知道。

每每想起这些，心里堵得慌，有种深深的惆怅。

作者简介：喻岳平，湖南岳阳人，打小在洞庭湖湖边刨过狗刨，在东风湖学校后边的山上摘过仙桃。现为大庆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在线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