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年6月···

··新中国文艺第一刊··

咕咕通人性。她无论走到哪儿，咕咕都跟在后面。她锄地，咕咕就在一旁用爪子耙地；她坐着，咕咕跟着在她的鞋面上蹲着；她睡觉，咕咕就在床下守着。咕咕饿了，就对着她不停地啄头，她去柴房抓把谷撒在地上；咕咕吃欢了，就拍打翅膀，围着她转圈。

立夏了，田地该种上稻子。她念叨黄历上的日子，每月过得特别慢，每日又特别长。天刚漏出几缕光线，她就醒了，意识是先醒，身体是后醒，两者之间要隔个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等她完全能控制自己的骨头，多一秒钟都不愿意待在床上，赶紧爬了起来，仿佛风湿、高血压、冠心病都藏在被褥里。

梳洗完毕，她提了一个木凳子坐在阳台上。此时，天色微明，周遭寂静无声，连个雀儿的叫声都没有。这个季节应该有蝉鸣，出茧的蝉虫，眼里的世界是新鲜的，它会大声叫，叫个不停，才能安心；刚兴起的蝉声尖锐刺耳，像是喊着插秧、快去插秧似的。她木讷地望着东方，除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什么都看不到；她知道五百公里外，有属于她的十亩田地。所以她一走进这套房子，就问儿子国强她来时的方向。国强说东边。她就记住了。

不知什么时候咕咕趴在她的鞋面上，伸长脖子，学她的模样仰望远方。咕咕是一只公鸡，一只阉公鸡，不会咕咕地叫，更不会打鸣。它有一身光亮艳丽的羽毛，顶着小巧鲜艳的鸡冠，拖着又黑又长的尾羽，让人忍不住爱抚。一年前，花生熟了的那半个月，中央台的天气预报一直说有雨。等地里的花生都采收完了，雨还没落下来。她又拿上锄头去地里，细心地将残留在土壤下的花生翻出土面，好让山鸟小兽能轻易地啄食，分享这一季的收获。干活累了，她喜欢坐在半山坡的皂荚树下，从那儿刚好能远远地望见花生地，花雀、田鸡、大尾巴貂、长毛松鼠，甚至流浪的土狗，都是她的熟客，名正言顺地咀嚼着她种的花生。花雀前年吃得可欢了，去年雨水多，花生长势不好，米粒瘪小。花雀连啄几个都是空壳子，急了，对着她叽叽地叫了起来，像是在抱怨她没把作物照料好。她满怀歉意地笑了，对着花雀安抚地说道，地里长的东西不好伺候，过了秋天，苕熟了，铁定好吃。等雨落下来，地里的花生浸了水，要么霉烂了，要么发了芽。她又忙活了起来，把田地平整一番，种上小麦。作物是抢一季有一季，田地不能闲着，她也不能闲着。

正下雨的那天，国强打电话来说，他已经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这本该是个令人喜悦的消息，国强平淡地告诉她，她也平淡地听着，然后哦了一声，两人没再说其他的话，就把电话挂了。她知道博士的意思是书读到头了。国强读书有天赋，是村小的老校长告诉她的。老校长说她一个寡妇带孩子不容易，生怕她不让国强读下去，从学拼音起一直到现在，每次见面，老校长都再三强调天赋是多么重要，还能遗传，一代强的话，下一代更强，不像隔壁的狗子，老子老子读书不行，儿子儿子读书不行，儿子学老子初中就辍学了。

她当然相信，那时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普及，地里秋冬的收成刚好顾上学期的学杂费，春夏的收成顾下学期学杂费，收成不好就得去学校开欠条。直到上大学情况才有所改善，国强很少提钱的事，还经常从学校带钱回来，什么奖学金、助学金、学科比赛奖金，一拿就是大几百，另外他还兼职做家教，挣自己的生活费。可以说国强从小到大，她没操过心，就像地里的花生，种下去，到季节就熟了，只需拿锄头去地里挖。只不过她万万没想到国强的书能读这么久，读穿了，都快是三十岁的人了，而狗子家的孩子都学会谈恋爱了。

雨停了的那一天，国强又打电话回来说他决定去省城研究所工作，带事业编制，工资虽然没有上市公司高，但是稳定，而且工作量不是很多，比较轻松。她对着听筒哦了一声。她是农民，擅长耕种，除此之外，她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能做，自然也没有什么主见，反正她也没指望国强回到乡下继承这十亩田地，种田不适合他，一担水都挑不动，没天赋，国强的路只能由自己抉择，她帮不了什么忙。电话里，她不知道说什么，就什么都没说，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挂断了电话。老校长在一旁听着，便出主意：考试不正是国强的强项，最好去考公务员，考到中央去，没准以后能考个总理。老校长说这话是真心的，再说隔壁县出了好几个大领导，风水摆在这儿。回家之后，老校长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关系可大了，他辗转反侧，一宿没睡好，早上四点就起来了，沿着村子转了又一转，直到碰见去地里锄草的国强妈，扯着她语重心长地说，国强要是走从政的路得赶紧入党，党管一切，要不然先让国强在村里入党，他这个有四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可以当介绍人。她拿不定主意，跟党有关的应该是好事吧，但国强又不一定听她的，于是她先点头答应了，说下次国强打电话回来，跟他商量一下这事，主要还是看国强的意见。老校长听了这话，难掩脸上的笑容，国强要是出息了，真当上了大领导，他这个入党介绍人怕也会在党史上记下一笔。

没过多久，地里的麦子开始拔节，国强打电话回来说，他谈了个女朋友，领导牵的线，相了一面亲，双方觉得可以就定了下来。女方也是博士，考古学博士，工作单位离得也近，就在隔壁的社科院。她紧紧握着电话，忽地不知道说什么好，感觉有千言万语卡在喉咙里，竟说不出一个字来。在村子里，三十多岁结婚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与传宗接代相比，博士学位更像是一张贴在墙壁上的奖状，她家里的那一面土墙上早就贴满了一层层奖状，不差这么一张。突然窗外传来了花雀的叫声，她认得那一只花雀，常吃她庄稼的熟客，飞来跃去，落在了皂荚树上。她觉得此时此刻见到花雀是一个喜兆，憋在心里的气总算舒畅了。在电话那头，国强不耐烦地喂了几声，她才回过神来，支吾其词地说，博士配博士还挺门当户对的，家里有两个博士了。电话那头，国强却陷入了沉默。国强一沉默，她也跟着沉默了起来，电话自然就挂了。

她想国强结婚了，生孩子是迟早的事，于是拜托老校长帮她去山里买一窝小鸡仔。六只鸡仔，十二块钱，还有一只公鸡是送的。老校长说，送也有送的缘由，这只公鸡头上有一个白点，老话叫白点鸡，与家神犯冲，不吉利，所以阉了。反正鸡是大大小小一篮子提来了，要是忌讳，就扔了，让它自生自灭。

她提起蔫蔫的白点鸡瞅了瞅。她才不信那些歪门邪道，这鸡总归是一条生命，扔了铁定是死，养就养着呗。她的鸡都散养，个算个的，长得俊不说，加之啄食虫蚁五谷，营养十足。她想等鸡长大了，儿媳差不多快生了，再把鸡杀了熬成老汤，给儿媳好好补补身子骨。

鸡倒是养大了，儿媳还是没生。她打电话问情况。儿媳说，不想生。国强说，媳妇不想，他也不强求。城里房子的首付都是岳母给的，岳母点头答应的事，他也插不上话。

难道是身体原因，她刚想说出口。儿媳抢先说，体检年年都做了，输卵管、子宫、乳房都很好。

她想不通，既然身体好，那为什么不生，生孩子有什么不好的，世上哪有不想生孩子的女人。

儿媳说，人生苦短，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找不到非要生孩子的理由。

起先，她想帮儿媳找到一个不容反驳的理由，苦思冥想了好久。养儿防老？说出来自己都不信，她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过了年龄，政府每个月按时打给她体恤费，国强给她的钱，她一分没动，全存在银行吃利息。后来她才发现，这是一个陷阱，自己那点文化是斗不过两个博士的，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无可奈何，她那股憋着的气又回来了，而且来得更加强烈。国强打电话给她，她没说两句话，就沉默了。一没话说，电话自然就挂了。她忒烦村里人向她打听国强的情况，她搪塞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养的鸡该怎么办呢？儿媳说她是素食主义者，不吃肉。国强说，媳妇不吃他也不吃。鸡养着没人吃，她想，自己又不是没长嘴，只是鸡肉太柴，人老了牙齿使不上劲，咬不动。她望着那窝鸡，肚子里是一腔火，嘴上却叹了一口气。实在养不下去了，只得一个月杀一只，权当祭品献给先人。吃不了的，端给老校长，他刚做了一副烤瓷牙，胃口好得很。一窝鸡只剩下最后一只，就是咕咕。

咕咕通人性。她无论走到哪儿，咕咕都跟在后面。她锄地，咕咕就在一旁用爪子耙地；她坐着，咕咕跟着在她的鞋面上蹲着；她睡觉，咕咕就在床下守着。咕咕饿了，就对着她不停地啄头，她去柴房抓把谷撒在地上；咕咕吃欢了，就拍打翅膀，围着她转圈。

老校长摇头说，就不该把白点鸡带回来，晦气！老校长又说，晓得你心善，每个月杀鸡的时候，你都舍不得这只公鸡，现在这是最后一只了，杀了，断了念想吧。国强要是真不想生孩子，就把狗子家的儿子过继一个给他，狗子那小子有点用，正躲着生第三胎呢。

她没做声。不是说一代比一代强，怎么到下一代又回到了原点？

老校长继续说，放心吧，国强即便“丁克”，还是有资格当大领导的。说完，死死勒住阉公鸡的脖子，顺手拿起地上的菜刀。咕咕惊慌地大叫，却怎么也叫不出声，喉咙像是掉在了地上。她见状，在一旁乍然痛哭，哭她没有孙子，要绝后了，对不起祖宗八代。老校长只见过她苦巴巴地干活，从没见过她流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放下菜刀。

咕咕终究没杀成。

好多楼房啊，她不禁感叹地说，像是家门口的一座座大山，望不尽啊。咕咕如同感知到了她的情绪，圆碌碌的眼睛直盯着她，而后又摇头晃脑，像是在说一些安慰的话语。她笑了，低下身子抚摸咕咕的后背，问它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咕咕拍打翅膀，大概是表示认同吧。

一声鸣笛，小区的铁栅栏徐徐打开，幼儿园接孩子的校车缓缓驶入。这意味着时间到了七点十五分，她的一天要开始了，庄稼人闲不住，即便没什么事情做，她也要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烧水是一天中的第一件事，要是搁在老家，她会往锅里浇一勺水，再往灶肚子里塞一把干松针，坐在灶门旁，光是望着蹿动的火焰，身子就会暖起来。烧开的水一部分灌进开水瓶里留用，另一部分拿来洗手洗脸、涮洗碗筷。而现在她只需从消毒柜里拿出玻璃杯，放置在饮水机上，按下红色键，滚烫的热水就流了出来，既方便又省事。国强教她左边按热水右边按凉水，一样一半，掺在一起，温度刚刚好。她不干，喝凉水爱得病。她倒了满满一杯热水，放半个小时摊凉，喝了一口，不是那个味。她心想，水还有什么味，不都是大白味，又将就喝了大半杯。喝水对身体好，中央台的养生专家常说。

喝完水，她瞥一眼主房，房门紧锁，国强两口子要睡到接近中午的时候才肯起床。她又钻进厨房，围上灶衣，抓了三把米放进电饭煲，想了想，又抓出了半把。儿媳喜欢吃沙拉、水果酱、炝菜；而她才不会吃那些没有煮熟的蔬菜。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她十分不愿意分餐，现实只能如此，国强夫妇吃她们的，自己吃自己的；每天做给自己吃，倒也落得舒适。她的主食是粥，一日三餐吃粥。二把米熬成粥的话，够她吃三餐，还有半把是给隔壁陈太熬的。

陈太得了老年痴呆症已经很多年了，本来个子瘦弱，再穿着宽大的睡衣，坠在轮椅里，分不清身子和腿，像是整个人与轮椅融为一体了，怎么看都不协调。她想帮陈太裁剪一套合身的睡衣，一直没有机会开口，她想着等过几天买好了布料，再说也不迟。陈太有一个独生女，住在市区的另一头，陪孩子读书，孩子不补课才有空过来，平时由一位比陈太年轻不了几岁的保姆照料。保姆也煮粥，但是习惯多给水，煮成的粥汤汤水水的，称之为稀饭。她不一样，她喜欢吃浓稠的粥，稠到几乎见不到米汤，能大口地咀嚼米粒。陈太和她有相同的偏好，喜欢吃稠粥。保姆硬说她那煮的是饭，不是稀饭，两者不是一个东西。保姆坚持要煮正宗的稀饭。她也不争执，只是每日煮粥的时候记着给陈太送一碗粥过去。

趁着煮粥的空当，她用平底锅煎了两个鸡蛋，膨胀的蛋白，让她想到了田里的秧苗冒尖舒叶，那一棵棵小苗疯狂地吸吮大地的力量，气温一升高，就开始抽芽拔节，见个面换个模样，长势惊人。如果家里没出事，她现在恐怕正脚插进泥土屁股朝天地倒腾秧苗。怪就怪在雨下多了，梅雨季节还没到，天像破了个窟窿似的，水哗哗地往下流。

那天晚上，她心不在焉地看着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突然，伴着一声巨响，整个屋子颤抖了起来。她以为是地震，吓得赶紧关了电视机，拔掉有线电视的插头，躲在床下面。等震感消失了，她才敢走动，跑出来一看，半边墙没有了，山体滑坡流下来的石头泥浆碾压过厨房，一直冲到了客厅。她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刹那间，她想到了咕咕。鸡笼没有门闩，咕咕平常会坐在她的鞋面上，陪她一起看电视，等《新闻联播》一播完，它就自己回笼子去睡觉。当天雨下得大，咕咕一早就回了鸡笼。想到这儿，她顾不了许多，匍匐地趟过泥水，搬开石头，鸡笼已经被砸得四分五裂了，里头只剩几根鸡毛。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眼泪差点忍不住洒出来了。就在这时，脚边钻出一个扑通的活物。她从泥巴里扯出来一看，是咕咕。它满身的泥水，像是一座雕塑似的，唯一灵活的地方就是屁股，扭了几下，一屁股泥巴全都甩在她的脸上。她忍俊不禁，抱着咕咕躲进了里屋。雨刚下小一点，她不放心，又冲了出来，发现三间房屋，垮了一间半，于是她拼命抱住掉下来的梁木，顶住断裂的墙体，防止垮塌得更厉害。

不一会儿，老校长披着雨衣赶了过来，见屋子塌了一半，吓得脸色铁青，大喊了几声国强他妈，见没动静，冲进屋里一看，只见她裹着被褥睡在床下，人好端端的，这才松了一口气。老校长说，这是危房，雨还在下，可不能住人，叫她去家里跟他媳妇睡。她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自己家里待得舒服，她哪儿都不去。老校长见劝不动她，就要打电话给国强。她坚决不让，说国强前不久已经回来过，孩子有工作要忙，哪能天天往家跑。老校长说了一句，何必呢。就再也没说什么，坐在门口抽烟，一直守到后半夜，雨停了，才回去歇息。

第二天，又下起了小雨，她找了几根松木柱子将里屋的四面墙稳稳架住，又移来了三个大衣柜把床团团包围，上面搭了一层塑料膜防雨，捯饬得差不多了，她又将老伴的遗像从客厅移到了衣柜的中央，自顾地说着，死鬼拿来镇邪。说完自己也乐了。她打算将就住下来，等天晴了，再请泥瓦匠把房屋修葺一番。她抱起咕咕，拍着它的后背说，这屋子可有些年头了，还是结婚的那一年建的，这么多年经风历雨都不倒，这次铁定倒不了，死鬼至少要给她留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她又擦了一遍死鬼的遗像，骤然蹙起眉头，仔细打量遗像，竟发现遗像上的死鬼是一副要笑不笑的样子。她哼笑了一下，死这么多年了，还是一点没变。

第三天，国强出现在遗像下。她吓了一跳。这屋子倒塌成这样，还能住人吗？国强生气地说，你还不打算跟我说，你以为瞒得住吗？别人会怎么说，说我这个博士读书读到狗屁眼儿去了，不讲孝道，不管老母亲的生死。国强喋喋不休地抱怨，像一个女人似的，不，像是一只母鸡，她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国强最后决定，带她回城里。她很识趣，一句话都没说，把贵重财物收拾进箱子，寄存在老校长家，抱着咕咕麻溜地跟着上车。国强迟疑地盯着咕咕——一只肮脏的公鸡。她把咕咕抱得更紧了，一副不肯屈就的样子，如同做好了争执的准备。国强本想将那只湿漉漉的公鸡也丢给老校长，只是倔强的母亲已经答应去城里了，他就不好再说什么。车刚要离开村子，身后传来一阵轰隆的声响，她忍着没往后看，可能最后半边屋子也垮了，也可能没垮，不管垮没垮，死鬼都住在那里。她默念着，既然如此，死鬼你就好好照看家吧。

粥煮好了，她端给陈太，咕咕一步不离地跟在她的后面。陈太躺在轮椅里，无精打采地望着门口，近来天气骤变，导致她精神不太好，看样子，不知道活不活得过立秋。一见面，陈太就来劲了，喊她阿花。她问阿花是谁。陈太摇摇头。保姆说，阿花是陈太养的一条狗。她又问陈太，阿花是怎样的一只狗。陈太结结巴巴地说，狮子狗。她这才回过神来，陈太是在说她，她今天没有盘发，而是将头发披散在肩膀上，看起来可不是像狮子狗的卷尾巴。她问陈太，吃粥吗？陈太点头说，要吃，要吃！

保姆要下楼去超市买点东西，托她帮忙照看一下陈太。她拉开铁门，咕咕一下就钻了进来，它常常来陈太的家，四处巡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便坐到轮椅的棉垫上，等待陈太摸它的背。陈太以往总把咕咕错认成她女儿，伸手小心抚摸它的羽毛，喜爱得不得了。咕咕近来越来越懂得享受，哪里舒服待在哪里。

陈太指着咕咕，嘴里迸出一个字，鸡。

她吃惊地说，今天你倒没认错，它是鸡，还是一只公鸡。

陈太又指着她的脸，叫了一声阿花。

她笑着学了一声狗叫。阿花这个名字好土啊，农村都不取这个名字了。

陈太也跟着笑。她知道陈太根本没听懂她说话的意思。她从餐桌上拿了个勺子，给陈太喂起了粥。她想要是自己老了，得了陈太这钟病，整日颠倒错乱的，该如何是好。她反念一想，要是真到那个时候，百事不晓得，倒真无忧无虑，解脱了。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这手机是国强以前用的，专门给她开了一个号，方便外出联系她。她的手机只有两个联系人，国强和老校长。手机一直响到忙音，她恁没接，老校长想讲的话她一清二楚。前不久，镇里来了一个大老板，要流转土地做休闲观光农业，在田里种满果树，吸引游人来采摘体验，这些对于她来说都不关键，关键的是她那十亩田地也在征收的范围之内。老校长说，十亩田自己种一年到头还挣不到两千块，流转出去什么不做，光租金就有两千。钱不值什么，关键是老板难进来，谁不盼村里好点呢。然而对她而言，一码归一码，根本不是钱不钱的事，果树就该拿到山上去种，好好的稻田种树，以后复不了原，岂不是白糟蹋了。她自然不愿意。她的田地，她要自己种。

手机又响了几遍，依旧是老校长打来的。

咕咕不见了。这是陈太摇晃着身子，指着轮椅下空空的棉垫，激动地喊着鸡！鸡！！她才从田地的臆想中挣脱出来。陈太尖锐的嗓音，让她有些紧张，急忙问道，咕咕哪儿去了？陈太指向门口。

她回到家中，除了主房之外，四处找遍了，都没有；而主房的门一直锁着，鸡又不可能穿门而入。

难道咕咕跑到楼下去了？她出门一看，电梯正显示下行。平日上下楼，她从不坐电梯，而是选择走消防楼梯，一来可以作为一项日常消遣，好打发闲暇，二来可以锻炼身体。她受不了电梯封闭的空间，从22楼到1楼，至少要3分钟，每一秒她都觉得难受。倒是咕咕对电梯挺感兴趣的，一有机会就盯着显示器上变换的红色数字，它大概认定那是某种可以食用的昆虫，就像老家趴在墙壁上的壁虎和长腿蜘蛛。

咕咕不会乱跑。她走到哪儿咕咕跟到哪儿，何况这一层没人按电梯，电梯又不会自己打开。她第一个想到了小区的那几个孩子。每天上午她准时和咕咕去街口买菜。到街口要经过几个小区，她常常绕晕了找不找着路，幸好咕咕机灵，走了一遍的路，它都认识。咕咕在前面雄赳赳地迈着步子，她提着菜篮跟在后面。带一只鸡买菜的确很新奇，但是相对于城里人养的蜥蜴、蛇、飞鼠这些宠物来说，鸡算不了什么，大伙也只是多瞅一眼，见怪不怪。那天，她发现一群孩子围在后门的花坛边，大概七八岁，穿着学校的制服，那衣服看一眼便知道质量好，里面是白色衬衣，外面套了黑色西装，俨然一副小大人模样。或许因为越没有越想要的心理，她只要一看到小孩子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劲儿，不由自主地想要亲近他们。她绕过大门，穿过种满桂花树的绿化带，孩子们笑得脸红扑扑的，可爱极了。她走近却发现花坛角落里萎缩着一只几个月大的小猫，瘦骨嶙峋，应该是一只流浪猫。一枚枚石子重重地砸在小猫身上，小猫无处可逃，惶恐地突兀着大眼睛，痛苦而绝望地望着孩子们。而孩子们却以此为乐，手里的石子开始往小猫的要害部位集中，小猫发出羸弱的嘶叫声。她目瞪口呆，尖叫了一声，孩子们吃惊地转过头盯着她，她乍然头皮发麻，不知所措。很快孩子们的目光从她的身上转到了咕咕。一只鸡，有孩子叫了一声。她明显地感觉到孩子们冰冷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兴奋，把咕咕也吓了一跳，拍打着翅膀直往后退。她顾不上看那只可怜的小猫，抱起咕咕，逃似的回了家。后来，她好几次听说，在小区的垃圾池发现了血肉模糊的小猫小狗尸体，有两只还是小区居民刚领养不久的宠物犬，这些动物尸体统统套着黑色的塑料。从那之后，她要是出去买菜的话，总会小心避开垃圾池和穿制服的小孩，然而她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盯着她，不，是盯着咕咕，她忽地心慌起来，连走路都脚软，只好逼迫自己转移注意力，想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村庄以北有一条小河，河水澄澈，小鱼多，虾蟹也多；河两岸种着柳树，一根柳条上至少有十只蝉，它们躲在叶子下没完没了地叫；繁星低垂，稻场上摆放着七零八乱的竹床……

她站在电梯里，重复按着电梯的关门键，好像这样做，电梯能跑得快点。电梯门一开，她迫不及待地冲出去，沿着绿化带一顿狂奔，只要一想到咕咕惊慌失措被石子砸的场面，她关节的疼痛就会蔓延到全身，像是自己脆弱的骨头承受着石头的撞击。她围着小区跑了三圈，不放过任何偏僻的地方，就是没有发现那些孩子的踪迹。她猜想那群孩子为了顺利实施“谋杀”，预防被她发现，去了更隐蔽的地方。

她在小区漫无目的地晃荡，神情沮丧。她想要找人帮忙。找谁呢？国强？刚来的时候，国强抢着喂养咕咕，他从不拿剩饭喂，专门去买了一大包颗粒饱满的泰国大米，一粒粒地喂食；咕咕吃完一粒，要抬头望着他一眼，才能得到另外一粒。他很享受这个类似于游戏的过程，既能感觉到咕咕的驯服，又能体现自己的施舍。她心疼咕咕，没再让国强喂食，她心里清楚国强只是当咕咕是一只家禽，就像小时候家里养的那些鸡一样，他成天捉虫子将小鸡养成大鸡，大鸡生蛋了，拿鸡蛋换笔换作业本，等鸡老了，再杀了卖了交学费；只不过杀鸡的那一天，国强总会哭一阵子。然而咕咕对国强来说，是没有交换价值，又不能成为盘中餐，自然不会有任何感情。何况今天是周末，他还在睡觉，不到中午十一点钟是不会起床的。

她又想到了尤大姐，同住一个小区的尤大姐跟她是来自一个乡镇，以前也是在家务农，几年前来城里带孙子。现在孙子大了，她得了空，于是学别人染了一头棕发，穿一身花裙子，每天早上跳扇子舞，中午逛超市，晚上跳广场舞，活得有滋有味。她的普通话不太顺溜，总是找尤大姐说说方言，吐吐乡情。她们是同岁，尤大姐看起来比她年轻多了。她已经很久没有说过“年轻”两个字了，仿佛一过了某个年龄，肤容就变成了埋进土里的模样。她不在乎这些，尤大姐在乎，那些从儿媳妇梳妆袋里偷拿出的化妆品没有白用，打扮之后，的确年轻不少。她之前告诉尤大姐自己闲不住，她看着小区后面有一块绿化带荒芜了，就想去开垦一块菜地，种点黄瓜、豇豆、茄子，免得去街口买，一把绿叶菜十几块钱，贵得吃心。尤大姐反问她，你还想种地？都种了一辈子了，总归要吃吃别人种的菜。她忧心地问，地不种就荒了，种肯定好一些，只是不知道那块地可不可以种。尤大姐肯定地说不能种，城市里的地可精贵着呢，即使到处都是空地，那也不是用来种地的，是用来做房子的，一套房子够你种十辈子地。尤大姐劝她跟着自己学跳舞，有些事想多了，就像田里的雨水多了，烂根，你再着急，也没有办法解决。尤大姐建议她先把白头发给染了。她不干，她觉得白色挺好的。此时小区的健身广场上空无一人，她喊了两声尤大姐，毫无回声。她不知道尤大姐住在哪一栋哪一单元哪一楼，只是每天早晚铁定会在这广场上碰见尤大姐跳舞，要找到尤大姐出主意，怕是要等到晚上跳舞的时候。

她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欲哭无泪。

这时清扫人行道的保洁员观察了她好一会儿，才忐忑地走了过来，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她摇头叹气，结结巴巴地把找鸡的事告诉了保洁员。保洁员良久才听明白她说的话，边回想边说道，鸡她倒没看见过，但是几分钟前，她看见几个学生撒腿往外头跑，其中有一个孩子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一提到黑色的塑料袋，她立马联想到了那只被虐的小猫可怜巴巴的眼神，心头一惊，嗖地站了起来，往小区外跑去。刚冲出大门，一缕刺眼的光芒射入她眼里，只见到处都植着绿油油的草皮，到处停放着黑色、白色的小轿车，到处竖立着绿色的垃圾桶。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竟如此扎眼，致使她忽地觉得周围的环境好陌生，仿佛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更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踏出一步。情急之下，她当众大声地呼喊咕咕的名字，又跟着发出“咕咕”的叫声。在乡下，只要“咕咕”地叫唤，鸡鸭猪狗都会飞奔回来。她喊到喉咙嘶哑，希望咕咕能跑回她的脚边，然而，咕咕没有跑回来，一群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路人围住了她。

谁丢了？有人问道。

咕咕。她期望有人能站出来帮她。

咕咕是谁？

它可能被一群小孩子抓去了，那些孩子穿着白衬衣、黑制服，阿弥陀佛，谁来制止他们啊？

啊？是你孩子被拐了吗？人群顿时沸腾了起来。

她赶紧说不是孩子被拐了，是咕咕？

咕咕多大？

它才一岁。（节选）

（全文请看《长江文艺》年第6期）

选自《东坡文艺》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张双

《长江文艺》年第6期

废斯人

作者

废斯人，90后，湖北罗田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见《山东文学》《长江文艺》《鹿鸣》《椰城》《都市》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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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梨花墓园

尹学芸：喂鬼

邱华栋：鹰的阴影

赵瑜：驳母亲、伯父以及妹妹、弟弟

胡性能：雨水里的天堂

马金莲：低处的父亲

《长江文艺》年第6期目录

小说坊

中篇

我的汉族爷爷

次仁罗布

谷芒

翟妍

短篇

家里面有没有火

普玄

情为何物

张欣

马鞍闪亮

江洋才让

家乡书

我坐在码头上，木船向东向西

王尧

面对面

让读者读到高贵和高尚

何子英次仁罗布

临街楼

吴先生列传

於可训

笔记本

鼎公与我的文字缘

李昕

诗空间

现实与诗（8首）

朵渔

水以上，水以下（8首）

李鲁平

悬空者们（9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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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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