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左近的人已经知道，我又在夜里出门了。渐渐地，我就难得在那条路上碰到人了。人家躲我，我却不躲人家。从前我在夜里只怕跑得不快，现在，我不紧不慢地走着，一步也不虚。不管天有多黑，我都不会点着火把，或是提着马灯打着手电筒。这是我一直要走下去的一条路，我得把每一步都记下来，就是闭上眼睛也要一步不差到那儿。我在树根上坐下来，然后开始说话，有一声没一声。水莲喜欢听我说话，也喜欢我说话的样儿，所以，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多，睁开眼睛的时候少。我那个样儿，大概和说梦话差不多。但是，我对她说的大都是当天实打实的事。

我说，我不再跑着去下地了。

我说，我用盐水煮了花生，一个人吃就不香了。

我说，我已经把钱还给歪嘴了，还多还了十元。我没有说我借钱时受的那一场羞辱，也没有说我还钱时说的那几句话。

我说得最多的，还是麦穗。我说，我在夜里出门格外小心，我不能让他以为我又偷上了。我说，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夜里来这儿了。

——马平《我在夜里说话》

一

我的小名叫麻狗。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大名顶多被人叫过五十回。我的大名一般在关键的时候才用，就像我当年的新衣裳，要相亲的时候才穿。

这一次，我的大名上了报纸，还上了什么网，真是出了大名了。

我不能一上来就拣好事说，就说相亲，就说上报纸上网。我还是先说说我的身世。

我生在乡下，从小就没了爹妈。我爹在“大跃进”时得水肿病死了，这个你可能知道，“大办食堂”饿死的。不上一年，我妈又在堰塘里淹死了。夜里，我家的房子燃烧起来，村里的人听到呼救声赶去救火，却没有见到人影。天亮以后，才有人看见堰塘里漂浮着一只水桶，还有断成两截的扁担。我爹在世时那根扁担就断了，却被他用铁皮和钉子连接起来。我爹在扁担上做那个手脚，就是要让它在那火急的时候再断一次，好让我妈失去平衡，扑通一声跟他去。

那天夜里，我躲在生产队的花生地里，一声不吭睡到天亮。房子没救下来，我的舅舅找不到我的尸体，估摸着我妈已经把我丢到了屋外。一条麻狗把我的舅母领进了花生地。太阳已经出来，舅母看见我时，我正闭着眼睛咧着嘴笑。

当时我没满三岁，大概做什么好梦了。

我爹我妈就这样把我丢在了人世上。除了舅舅，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他只好收养了我。我从小就挨舅母的打，一直到我十八岁被她赶出家门。舅舅不打我，但他胆小怕事，从不敢阻拦舅母打我。我多吃了饭，我没让牛吃饱，我捡柴没把山背回来，我把尿屙到了床上，我把尿屙到了别人家的树根上，我起床迟了，我答应慢了，我把饭煮煳了，我平白无故把鞋穿在脚上，都要挨打。舅母用脚踢我，用巴掌扇我，主要是用很细的树条子抽我。

我有一个最大的毛病，一说话就紧紧闭上眼睛。所以，我挨打的时候是不哭的。我要是张开嘴巴哭起来，眼睛也会闭起来，树条子又是不长眼睛的，那就等于瞎子挨打了。

我不光挨舅母的打。后来，我成了一个小偷。你知道，小偷总会挨打。

我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还没有上学。

那天夜里，舅舅和舅母从生产队开会回来，我已经睡着了。我蜷缩在墙根的一堆红苕藤上，像一条狗。他们不落屋，我可不敢上床。他们点上煤油灯，就把我惊醒了。我听见舅母说：“看看，这个没人要的货！”

我赶紧站起来，又听见舅母说：“我想吃一根黄瓜。”

舅舅小声对我说：“你听见了？”

我说：“黄瓜还不能吃。”

舅母说：“我们家的黄瓜才起蒂蒂，我就该饿死，是不是？”

我明白了，舅母想吃别人家的黄瓜。我们家是一个单独的院子，却紧挨着好几家人的自留地，他们地里的黄瓜又粗又长。

“算了。”舅舅对舅母说，“忍一忍，天就亮了。”

“算了？”舅母看着我，“能算了吗？”

我让舅母的表情打动了。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她看上去那样亲切，那样慈祥。我的瞌睡一下子没了。我溜出门，在院坝边上的老槐树下面停了停，然后向别人家的自留地走去。

满天的星星不停地眨着眼睛，我却是闭着眼睛摸到黄瓜的。黄瓜身上的颗粒刺了一下我的手，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

我还听见自己小声说：“黄瓜，跟我走！”

黄瓜似乎有点儿惊讶，还好，它们知道我可怜，没有硬拽着不肯下架。

我一手拿一根黄瓜，踩着满地星光往回走，真害怕老槐树突然咳嗽一声。

舅母把两根黄瓜都捋了过去。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连吃黄瓜的声音都没让我听见。

那以后，舅母在夜里对我说话，往往只有一句。

舅母说：“懒货，四季豆会来请你吗？”

舅母说：“好吃货，胡豆结在板凳上的？”

舅母说：“没用的货，白菜长脚了？它会自个儿跑到你家里来？”

舅母这样发话了，我就得出门去，把瓜果蔬菜带回家。

我上小学了。教室里没什么吃的，我就偷了一支粉笔回家。我还偷了一支铅笔，拿去讨好舅舅和舅母的独生女儿。我对她说：“姐姐，这是我在学校里捡的。”

姐姐也在上小学，比我高两个年级。她把铅笔丢在地上，说：“我不稀罕！”

我埋着头，不敢看她。

“路是各人走的！”

她这句话是从她的妈那儿捡来的。我不止一次听见她对她的妈说，不要让麻狗夜里出门了。她的妈也不止一次说，路是各人走的。

其实，姐姐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有一次，家里炖了一只鸡，天黑以后就要出锅了，舅母却催我出门了。我很卖力地抱了一个西瓜回家，鸡肉却已经吃光了，一口汤也没给我剩下。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泪水往肚子里咽。后半夜，姐姐悄悄到我的屋里来了。她不知用什么办法为我偷了几块鸡肉。

我有点儿想不通。她为我偷鸡肉，我为她偷铅笔，这有什么不同吗？

我只读了两年书，就不再上学了。我不是因为偷东西被学校赶了出来，而是让舅母拦在家里了。其实，我自己也不想读书了。读书要用嘴巴，而我一张开嘴巴就要闭上眼睛，书就没法读。天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嘴巴和眼睛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同学想看我的洋相，就逗我说话，然后把一片树叶一只蚂蚁一条虫喂进我的嘴里。老师根本就不叫我回答问题，所以我的大名在学校里也没有叫过几回。

我回家以后，却又有点儿想学校了。我拿出那支粉笔，在牛圈旁边的石头上写下了“打倒刘兰英”五个字。刘兰英就是我的舅母。我还没在课堂上学过这五个字，每一个字都是偷来的。那年头就兴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墙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打倒”两个字好偷。姐姐的课本上有一个女英雄，她的名字和舅母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我就偷看了姐姐的课本，偷来了“刘兰英”三个字。我写下这句口号以后，却害怕了。夜里，我悄悄溜到牛圈那儿，对着那石头撒了一泡尿。第二天一大早，我跑过去看了看，“打倒”还在，后面的字都可以认成“麻狗”了。

舅母她老人家可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今天，她都八十五岁了，一气吃两根黄瓜依旧没有问题。

没错，路是各人走的。我并不怨恨舅母，我不能说是她把我逼上那条路的。我不止一次梦见火烧我家房子那个夜晚，我是自己逃进花生地的。我爬得很慢，我知道大火追不上我。火光冲天，花生地很暖和。我醒过来后，嘴里总有花生的香味儿。我没满三岁就偷吃生产队的花生了，谁知道呢？

我的意思是说，我做梦都在做贼。

反过来，我做贼又像在做梦一样。

夜里，我溜出门做梦去了。我闭着眼睛，说着梦话。

我对茄子说：“懒货，跟我走！”

我对辣椒说：“好吃货，跟我走！”

我对西红柿说：“没用的货，跟我走！”

我这样说话，其实是在给自己壮胆。我在夜里出门，既怕碰见人，又怕撞见鬼。我从不敢到坟地附近去，那儿就是有猪肉我也不敢去拿。我连埋我爹妈的两个土堆都怕，就是在大白天也躲得远远的。

老话说，久走夜路会碰见鬼。我最怕的却是，走夜路碰见了人。

我不止一次被抓了现行。我还是个孩子，也没有人对我下狠脚狠手。尽管有人收养了我，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我是一个孤儿。我有吃百家饭的资格，何况舅母从没有让我吃过一顿饱饭。挨骂却是免不了的。骂人没好话，我爹我妈都被人骂过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我还要代人挨骂，就是一只狗不见了，人家也会骂到我的头上。要是骂我的人也有什么不好的名声，也让人看不起，我就会还嘴，甚至和他对骂。要是骂我的人有权有势，比如说是个干部，我只好一声不吭。

我被抓了现行或是把柄以后，舅母就会在人前打我。她这是要让人知道，我偷东西和她没有关系。她本来做做样儿就可以了，但她比平时打得还要凶。我也知道，她这是要让我长记性，或者多长个心眼儿。

我长记性了，也长心眼儿了，但我长不出翅膀，一有危险就扑棱棱飞走。一弯月亮挂在天上，我正在地里掏花生，几束火把突然围上来。火光亮得晃眼，我却瞎跑进了一片坟地，被一男一女按在坟头上。我当时大概吓傻了，好一阵才明白过来，他们把我的裤子脱了。我紧紧闭着眼睛，听见几个人和火把都在哗哗笑着。我还听见，我的裤子被抛到了一棵树上。火把熄了，几个人走了，我像小鬼一样从坟地里逃出来，却不能光着下半身回家。坟地边上的树有好几棵，每一团枝梢都像是我的裤子。我胡乱爬上一棵树，月亮却躲进了云里，再也不肯出来。我在树上摸索着，枝梢抽打着我的光屁股，却不肯把裤子还给我。我折断枝梢，丢到地上。我从树上下来，没有再上另外的树。我在那儿躺下来，用枝梢掩住下半身。坟地就在身旁，我用枝梢把脸也埋上了。地上隆起了枝梢的坟堆，我却不能像死人一样睡着。一条狗跑过或是一只鸟飞过，我都以为是鬼来了。我假装死了，迷迷糊糊睡了一觉，直到鸡叫声把我唤醒。天还没有大亮，我看见了挂在皂荚树上的裤子，两只裤脚在风中奔跑，就像在梦里一样轻飘飘的。我爬树的时候有点儿急，粗糙的树皮擦破了我的大腿。我在树上穿裤子的时候，差点儿掉了下去。

太阳出来了。我好像上了一趟天，刚刚回到地上。

那以后，我开始在夜里训练奔跑。我只要比别人跑得快，就等于生了翅膀。别人骂我有三只手，却不知道我又有了四只脚。我成了夜里的一股风。天上只有几颗星星，我跑过了两个生产队，正要对地里的魔芋下手，守夜的民兵突然冒了出来。我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民兵是专门训练过的，我都离家很近了，还有两个人紧跟在我屁股后面。我当然不能把他们领回家，就躲到了一棵老松树后面。我本来是要爬上老松树的，但两个民兵已经到了跟前，来不及了。

老松树比水桶还粗，我紧贴着树身一点一点挪着。民兵没有搜到我，骂骂咧咧走了。

我已经跑累了，在老松树的根上坐了一阵。月亮出来了，凉风也过来了。我索性在树下的草丛里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我梦见我已经死了，埋在那儿。我一觉睡到大天亮，原来并没有死。

我当然还不能死。我也得长大成人，讨一个老婆，和别人一样过日子。

就是说，我还是个半大孩子，就想着成家了。

一天夜里，天黑得像锅底，我摸到了一个南瓜。南瓜有点儿嫩，我都舍不得下重手。我轻言细语对它说：“小婆娘，跟我走！”

南瓜扭捏着，不肯离开它的藤。

我诳它说：“我把你领回家，让你做我的老婆……”

南瓜好像忍着，立即就要笑出声来。

我更来劲了：“你给我生十个儿子……”

南瓜扑哧一声笑了。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却不敢再往下说了。

南瓜又用女人的声音说话了：“麻狗，你也要偷人啊？”

我吓出了一身汗，睁开了眼睛。

月亮不知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看见了，南瓜旁边的草丛里躺着一个女人，她的身上还压着一个男人。

我的腿有点儿软，所以我没有跑远。树和石头好像都开口说话了，在给我壮胆。我不再害怕，又悄悄回到那儿。我不是惦记着那一个嫩南瓜，而是惦记着那一对狗男女。我趴在地上，听见那女人在不停地叫唤。我以为她很疼，却又听见她说：“使劲！你的牛劲到哪儿去了？使劲……”

他们完了事，却说到我了。

女人说：“麻狗那小贼货，别把我们的事说出去了。”

男人说：“他偷他的，我们偷我们的。”

女人说：“我们这不叫偷。”

男人问：“那叫什么？”

女人说：“我们这叫‘打平伙’！”

“打平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简单地说就是平摊饭食，至少得一人出一道菜。他们都脱得光溜溜的，这等于说，他们一人出了一头脱了毛的肥猪。

我从地上抓起一把土，却没有朝他们撒过去。

他们没有发现我，穿上衣裳走了。我找到了那个嫩南瓜，搂着它睡了一会儿。嫩南瓜受了惊吓，就像个胆小的小女人一样。我没有脱光衣裳，所以，我和嫩南瓜不算“打平伙”。嫩南瓜却是光溜溜的，皮肤细腻极了。风吹过来，我怕它凉着了，就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没有把嫩南瓜带回家，我得让它养着。

那以后，我越来越喜欢在夜里出门了。

麦地在说悄悄话。

石头在喊叫。

稻草在呻吟……

在苞谷地里，我听见男人对女人说：“你这身上啊，都没长骨头……”

在果园里，我听见女人对男人说：“你把我吃了吧，骨头都不要剩……”

这就让我犯糊涂了。女人身上，到底有没有骨头呢？

二

我把男人和女人的秘密偷回去，全都藏在床上了。我常常大半夜睡不着，恐怕已经让他们带坏了。

我并不是每天夜里都会出门。我窝在家里的时候，屁股就像扎了麦芒一样。野地里也并不是随时都有好听的故事在等着我，但是，我出去听听虫子叫，听听庄稼拔节的声音，也比在家里听舅母说话好。

我十八岁那年，天黑以后窝在家里，出事了。

那会儿是夏天，蚊虫的叫声就像地上过飞机一样。我想变成一只蚊虫，飞到姐姐的卧房里去。我知道姐姐正在洗澡。舅舅和舅母已经睡下了，我大概昏了头，把贼影子贴在了土墙上。我的一只眼睛在墙缝里看到了，木盆腾着蒸汽，灯光变成了水雾。姐姐背对着我，我只看到了一团模糊的白亮。

我正要换一只眼睛看，树条子落到了我的背上。舅母的嘴差点儿咬上了我的耳朵：“你怎么不去死！”

我从家里跑了出去，在老松树下面躲了一夜。姐姐要结婚了，却把我害成这样。那个要来倒插门的货嘴巴有点儿歪，他见到我时都不大愿意和我说话。他哪里知道，我对这个家的贡献有多大。那段日子，我成天想着姐姐的新婚之夜，想着她就要和那个歪嘴“打平伙”了，心里七上八下的，最后就忘记了她是我的姐姐。她其实是我的表姐，何况我并没有看到什么要紧的。我睡在草丛里，蚊虫叮着我身上的伤痕，我也懒得拍打。我想我真是一个浑蛋。

那个歪嘴，更是一个浑蛋。

我听见了舅舅的喊声：“麻狗！麻狗……”

麻狗这个小名，据说是舅母叫开的。我的爹妈最初给我取的那个小名，舅舅是知道的，但他也一直叫我麻狗。那条麻狗要是早知道我会坏了它的名声，大概不会把人带进花生地。我却并不领它的情。我就是饿死在花生地里，也比这样活着强一百倍。

是啊，我怎么不去死呢？

我从前睡在这儿梦见过自己死了，这一次，我却是真想了想死。人死了要是真能上天，就可以把这地上该看不该看的都给看了。但是，谁知道呢？

鸡叫二遍了，我打着空手回到家里。我怎么会想到，我已经被赶出家门了。舅舅大概一夜没睡，他让牛圈变成了我的新家。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变牛去吧！”

牛圈是独立的一间土墙房子，离老屋大约十丈远。牛得病死了，牛粪也已经下了地。一架木床，一口铁锅一只碗一双筷子，一把锄头一把镰刀，加上半年的口粮，这个家已经很像样了。我知道，这就算是分家了。那么，我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我在地上铺了一层泥土，把牛粪味儿压了压。我搬来三个石头支起了锅，然后自己动手砌了一个灶台。我还弄来一些旧报纸糊在墙上。牛圈原来没有门，我用树条子编了一道柴门。树条子是舅母打我的主要凶器，我用铁丝把它们捆绑起来，我想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我没有变牛，反倒是从牛变成了人。换句大话说，我要重新做人了。舅母管不着我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偷下去？我是一个社员，出工的时候格外卖力。我收工回来，没事就看一看墙上的报纸，找一找认得的字。

牛圈里缺一盏灯，我总不能摘几片树叶做一盏灯。天气越来越热，我常常在夜里爬上老槐树歇凉，从高处望着老屋。歪嘴已经来做上门女婿了，他和姐姐的卧房总是老早就熄了灯。姐姐让一个歪嘴拱上了，这让我比挨打还要难受。

我在大白天进了他们的卧房，把煤油灯拿走了。我是趁着没人的时候进去的，我觉得这不算偷。我从前的那间卧房里一直没有灯，大概没人想过我也需要一盏灯。我有了一盏灯，却发现它并没有用，灯光会在夜里把歪嘴招来。我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灯埋了。

歪嘴还是在夜里来了。他说：“你怎么不把灯点上！”

“要灯干什么？”我问，“夜里有什么，需要点上灯看？”

歪嘴答不上来了。

我的眼睛不大争气，嘴巴却好使得很。我说：“你来了，我还用得着拿灯照着，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

“你过的这日子，点一盏灯，还真是一个笑话。”

歪嘴离开以后，我想想他这句话，差点儿把那灯从地下刨出来点上。

我已经习惯摸黑，事实上，我在夜里有点儿害怕亮光。有一次，我梦见地下的灯发了芽，长出了一盏大灯，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我惊醒过来，好一阵都没有弄明白，我是想一直这样黑下去，还是想要灯光照亮。

姐姐就像一盏晃眼的灯，我一见她就赶紧埋下头。我知道，尽管我一再让她伤心，她却是反对我住进牛圈的。我还知道，她已经在托人为我介绍对象了。

一个女人要是愿意嫁到一间牛圈里来，那么，她一定比一头母牛还要蠢。同样，我要是不愿意倒插门，我干脆就是一头牛。

姐姐对我说：“你给我把头抬起来！”

我抬起了头。我已经懂事了，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偷眼看她了。

我去相亲时少不了两件东西，一是要带上大名，二是要穿上新衣裳。我的大名一直像是偷来的，偶尔让人叫一回都像是被揭了短。我从记事起就没有穿过新衣裳，姐姐只得给我拿来一套歪嘴的新衣裳。尽管我讨厌那个货，但我还得打扮成他的模样，去走他倒插门那条路。

我和姐姐天不亮就出发，去二十里外的一个公社相亲。我的名声大概已经传到了三十里外，所以，我就是穿着新衣裳心里也在打鼓。我在场镇上见了女方一面，心里立即就踏实下来。我们生产队的姑娘没有那么丑的，我们大队也没有。我们公社可能有，但我没有见过。她要是早说不同意，我就不会请她上饭店吃一碗面。饭店里的人多得快要挤破脑袋，都像是刚从饿牢里放出来的。我刚把两碗面抢到手就被人挤开了。我这是第一次花钱买东西，两角钱却没有交出去。

那个丑姑娘并不知道这个，也不一定知道我更多的底细。我本来想对她亮一亮口才，但她不愿意和我说话，只和姐姐说了几句什么。

姐姐舍不得上饭店，一直饿着肚子。两角钱是她给我的，我本来想还给她，但我害怕引起她的误会。她的脸色不好，这就是说，那个丑姑娘没有看上我。

往回走的时候，姐姐对我说：“你那眼睛，该闭的时候不闭，该睁的时候不睁。”

我不该看她洗澡。她走在前面，我也不该看她好看的背影。

姐姐说：“人家嫌你的眼睛有问题。”

我没有说话。脚下是一段陡坎，我不敢闭上眼睛。

姐姐说：“你的眼睛和嘴巴是死对头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不能睁着眼睛说话。我觉得这不算什么问题，我的眼睛又没有瞎。事实上，我的手和脸才是死对头，我的手已经把我的脸丢光了。

我出了一趟远门，上了一次饭店，吃了一碗面条，还赚了两角钱。这可是我这辈子的第一笔钱，我把两张钞票塞进了墙缝里。我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分的粮食勉强能够糊口，但还没有分过一分钱。我在夜里把那两角钱从墙缝里抠出来，让它们陪我睡觉，天亮起床以后再把它们塞回墙缝里。墙缝多的是，那钱从没有在一个固定之处藏身，我却从没有记错。屋内不会起风，不会把钱吹走。屋外起风了，有时候会把钱吹到地上，但很容易找到。

我一共相过六次亲，每一次都要麻烦歪嘴的新衣裳，并且每一次都是奔着倒插门去的。总之，没有一个女人看上我。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并没有什么姿色，也没有把我打上眼。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生得并不丑，眼睛的毛病也算不上什么残疾。我承认我是一个贼，但是，比我名声更坏的贼都有老婆了。说到底，我还是太穷了。即便是倒插门，也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要一个从牛圈里出去的男人。

我爹我妈就是让穷害死的，我不能再穷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像样的日子，还得靠我的手。

我又在夜里出门了。我却像新手上路，有点儿害怕了……

……

——摘自中篇小说《我在夜里说话》，作者马平，原发《四川文学》

阅读全文请